我们战前的伟大权威和伟大小丑：阿契雷·斯塔拉切 ，国家法西斯党的书记。他要求男人们收紧腹肚，挺起胸膛，而女人，生育的机器，则应该是丰乳肥臀。在战胜埃塞俄比亚之后，我们应该呼喊：“帝国的开创者领袖万岁！”报刊接收到一系列极其繁琐细致的指示。不能写：“他们握手言和”，而要写：“以罗马方式致意”。不能写：“市长放下了第一块基石”，而要写：“狠狠挥下了第一镐”，因为动词“放下”并不表示一个相当有力的动作。要避免说，一个大人物“安坐”到了一个新的职位上：这样说，产生的效果会更糟糕，使人以为一个头头一开始当真坐了下来。“法西斯” 盛大节庆的日子，掌旗官从城市各处走向体育场时，严禁把小旗子卷起来夹在胳膊底下，也不允许裹在报纸中。命令各达官贵人游行时跑步前进，仪式开幕时要有体操表演，比方说，并住双脚在刺刀上跳跃，或者纵身跃过燃烧的火圈。

空军元帅意大洛·巴尔博 拥有一座四面环水的圆堡，借给那些“大西洋人”（征服海洋的飞行员）二十四小时。这些英雄中的每一个都有权升起吊桥，跟他选中的女人一起，在备有必要食物和烹调用具的城堡中度过一整天又一整夜。

罗贝托·隆基，卓尔不群的历史学家和艺术批评家，也是我上大学时听过课的教授，教导我们要认清法西斯主义，不仅要在闹剧一般的滑稽和可笑中分辨它，而且要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象不到之处认出它来。这一教诲是那么珍贵，而就在同一时期，人们被一条口号所激励：“把你们的金子贡献给祖国”，男人们交出领带夹，女人们拿出耳环，夫妇们则奉献他们的戒指。而贝内德托·克罗齐 本人，意大利的良知和意识，自由的王子，走出了他的那不勒斯宫殿，交出了他参议院议员的纪念章。

隆基———帽檐搭在眼睛上，鼻子像是鹰钩，丝围巾裹着细细的脖子，激烈和嘲讽的字词令人心寒———在藏波尼街的老房子外边训练我们，根本不拿课程表当一回事。我们从两座高楼，阿西内利楼和加利桑达楼底下走过，沿着从中世纪起就一直没变样的珠宝商小街走（而不选择里佐利街，以前又叫科西嘉人街，满街都是银行和豪华商店的那一条），一直走到马焦雷广场。在那里，做一次教学停留，背着最高行政官的宫殿，面对圣佩特罗尼奥教堂，大教堂那高大而又威严的正面，竖立在广场的另一端。我的朋友亨里科，已经长出了小胡子，跟凉廊里的卖花女郎调情。而我，我则把教授的话一字不落地全部装进耳朵。

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历史的一个老话题，他用干脆利落的句子肯定道。避免把它跟墨索里尼的制度相混淆。博洛尼亚，以它长达数世纪的反对罗马帝国的斗争，早在法西斯主义一词出现之前就在反法西斯主义了。教皇们的野心受到了城市的抵制。城镇嫉妒它的自主，教会贪婪地扩张。那次战争的后果，我们都看在眼里。

“从12世纪起，神圣教廷就贪婪地下令建造一座献给圣彼得的大教堂，而公民们针锋相对地提出建造这一方形教堂的计划：教堂要奉献给我们的主保圣人、艾米利亚的第一任主教佩特罗尼奥。根据规划图，它应该覆盖比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本身还更广的面积。中殿占了极大比例，是全欧洲最高的。但是，在它的其他部分中，你说得对，皮埃尔·保罗，则是未完成的杰作。城市经历了二百年的独立后，到了16世纪，教皇特使红衣主教们把城市带回梵蒂冈的治下。为了阻止泥瓦匠们完成教堂的建造，他们让人沿着工地建起了一个宫殿，只有两层楼高，却延长得不成比例：这样一来，教堂的侧翼就不可能再建了。你们自己总结一下吧，然后告诉我，白痴们所吹嘘的这一建筑不能在你们面前更早地竖起来，而且它的中殿不带耳堂，是不是我们失败的见证。”

我们的良师就这样说着。所用的词语对我来说特别有启示性，尤其是因为，对一次如此的失败负有责任的宫殿就建在死神柱廊上。亨里科丝毫没有意识到图书买卖和教皇专制主义之间的这一意外结合在我心中唤醒的骚动，一只手捻着他的小胡子，另一只手在报春花丛中乱拨弄，劝说着年轻姑娘推着她的小车跟在我们这一小队人后面走，沿着连拱廊一直走上圣佩特罗尼奥教堂的圆室。或者还不如说，一直走到圆室尽头，因为，作为他证据的最后一个关键，罗贝托·隆基为我们显示了，半圆形后殿本身是怎么在规划中得到了保留。从我们歇脚的加尔瓦尼广场，从那个无所不在的物理学家的雕像底下望去，可以看见一堵笔直的墙，一下子把这残损的建筑围封起来。玛提亚斯趁着这次歇脚，三步并作两步溜进了最近的卡佩利书店，在书架上小心翼翼地翻寻起来。后来，他居然赢得了这家书店的大伙计，一个叫奥泰罗·马塞蒂的人的同情，后者跑去找圣多明我广场上的一个老书商，让他下决心出版我们最初的几部诗集。

?我们一共四个诗人，每天都要聚会，漫无目的地在连拱廊下游逛，有时候一逛就逛到凌晨，能碰上早起送牛奶的小伙子把奶瓶放到系在窗下一根绳子上的木桶里：亨里科，那时迷恋着马焦雷广场上的卖花小姑娘，把兴趣放到植物学的隐喻上，而后来，当他醉心于一个服饰用品女老板的女儿时，就把他的诗歌按照绣花和贴边的式样来剪裁，最后，在一种更成熟的爱好影响下，他终于成为帕斯科利 合格的继承者；玛提亚斯，你看到过他躲在灰尘蓬蓬的书架之间，寻找着珍本图书和宝贵文献，以它们卡尔杜齐式的食粮 来哺育他绝对博学的缪斯女神；最后是达尼艾尔和我，唯一打算从事美术工作的人（达尼艾尔甚至还练习绘画），当罗贝托·隆基认为我们这两个人还准备听他最后的即兴讲课时，班里的其他人都已作鸟兽散了。

在漫步中，他为我们指出，他辛辣幽默地称为罗马之鹰的不同胜利是什么东西：比如说，科西嘉人大街上房子的宽阔橱窗，大约在上一世纪末，代替了木头的挡雨披檐和艺匠们可拆卸的摊架。复兴运动时期 的资产阶级结束了柱廊共同体。中古时代市中心的开膛，笔直大道的开掘，官方大楼的增生，广场上雕塑的竖立，带悬垂式阳台的笨重墙面（这是一种装饰，它跟那种连拱廊文明根本无法兼容：阳台只是房主们对街道的一种轻蔑让步，他们决定在门锁的保护下闭门不出），挑檐、玫瑰花窗和装饰线脚的滥用，野心勃勃的趣味彻底糟糕透顶：这就是翁贝托时代 的遗产和中央集权制度的直接后果，远在墨索里尼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凯旋门、体育场、储蓄银行、邮政局和农业研究所之前 。

“你们听到了吗？”隆基突然问我们，他的食指指向一扇打开的窗户，从那里传来一架收音机清脆而平静的声音。我跟达尼艾尔交换了一个惊讶的眼色。在这个宁静的春天下午传到我们耳朵里的，不是威尼斯广场 上洪亮雄辩的嗓门：而是一个文化节目播音员的严峻沙哑的声音。在皮兰德娄⑦ 的逝世纪念日，他简明清晰、毫不夸张地表达着对作家的纪念。教授不是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他为什么以愤怒的动作，把他的帽子扣得更紧，就仿佛要堵住耳朵？

“装腔作势！拙劣的伪造！”他好几次叫嚷起来，根本不顾我们惊诧的目光。“真正的瘟疫！”片言只语中，他向我们展现了自己的思想。尽管意大利的裁缝将只有一件事可做，即缝制褐色衬衫 ，但他们不会成功地用一件统一的斗篷覆盖意大利，就像从马里奥山的播音室里播出的这一单调声音，流传到台伯河 两岸。但愿博洛尼亚从来没有把生命给予古里尔莫·马尔科尼 ！他为罗马提供了一种方法，不可抵御地把全民统一的矫揉造作的典范强加给我们。八十年的学校义务教育、兵役制度、立法选举和税收平等，全都在电波中搁了浅，而一次几分钟的节目，关于任何一个主题，却能借助电波一下子来到所有听众耳边，无论他们在哪里听，是在西西里岛帕罗港的悬崖上，或是在多罗米特 小木屋的啤酒馆桌子前。一代，或者可说是两代人，他们可能忘了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俗、他们的特性，来适应那种官僚主义的、使人愚蠢的话语，那些现成的观点，那些平淡无奇的片段。

“昨天，他们赞扬了托斯卡纳人乔托在帕多瓦圆形剧场的壁画 ，”教授补充说。这时候，我们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他的话语当然不是当地方言的某种杂糅（你记下了他使用的虚拟语态未完成过去时，跟他那有些老化的高音之泵十分相称），而是最精确、最精练的意大利语，是对阿格里琴托的诺贝尔奖得主 阿谀奉承的无名氏使用的那种意大利语。多年来，隆基致力于重新光大被官方艺术批评所遮掩的14世纪的博洛尼亚绘画（“粗野的、冲动的、大众的”）。官方批评只注意托斯卡纳画派，不自觉地拜倒在佛罗伦萨（那时候的罗马）牺牲了艾米利亚诸城市后所获得的政治优势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