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是中央权力对地方表达小中心的斗争。担心只有那些在无线电中被谈到的入选画家才能属于文化领域，这不是证明了一种预言家式的天赋吗？至于我，我这个有个人理由（你可记得，我最初的那些诗是用方言写的）抵抗大都市语言霸权的人，到时候，没有了我的老教授在远方的支持，我还会不会如你所知的那样激动地揭露媒体的摧毁性力量？“奇迹！”意大利民主制度的头头们叫喊道，这时候，从半岛的这一端到那一端，电视台正在平静地实现这种道德上的和智力上的统一，而无论是在复兴运动战役中流洒的鲜血，还是抵抗战士们的英雄主义，从来都没能巩固这种统一。那时候，除了我，没有任何一个人站起来，叱责外省生活的被破坏，精神的迟钝，家庭对工作岗位的依赖，还有小城市和乡镇中夜生活的退化或彻底终止，一到黄昏，街道就变得一片空荡荡。

文化在传播，赢得了直到那时还始终被挡在图书、音乐或美术之外的社会阶层。但是，其结果早就在隆基的预料中了。在邮政日历中，乔托、契马布埃、杜乔 （他很崇敬这些人，并教我们喜爱他们）代替了瑞士的瀑布和哺乳动物。至于维塔莱·达·博洛尼亚、西蒙娜·代·克罗切费西、利坡·第·达尔马肖 ，他们将永远停留在阴暗中，成为博洛尼亚历史大扫除的牺牲品。在市立博物馆中，维塔莱的圣乔治猛地把一柄锐利的枪矛刺入倒地的恶龙嘴里：它唯一的辉煌，是从没有参观者的美术馆的墙檐上摘下来，挂到客厅的壁炉上方，用来在小屏幕上播出一刻钟。

达尼艾尔要写一篇关于伟大时代中使用的博洛尼亚建筑材料的论文。这对我们是个机会，可以更深地进入我们城市的灵魂中，因为一开始我们为这工作所困惑。我陪同我的朋友做调查；正是在我们的散步中，我发展了我对柱廊在公共建筑中的优越性的思索。另一个精彩的主题，我们当地的一个现象，珍贵的大理石也好，市民化的方石也好，在我们这儿都得不到偏爱。吃香的倒是更卑贱、更简单、更动人的材料。首先，是砖头，它无处不在，甚至包括教堂的正墙。住宅、宫殿、柱廊、围墙、纪念性城门、民事与宗教建筑：到处都使用砖头，贫穷的、熟悉的、友好的砖头。只有雷诺河谷 的奇怪特产可以与之竞争。我们一身短衫轻装，以抵挡六月下午的酷热，在附近的山岭上，参观了著名的“小海湾”，出产某种跟黏土一般柔顺的石化凝土的自然采石场。透石膏，呈黄褐色，装饰了加利桑达楼（两座高楼中倾斜的那一座）的底座，黏土坯，多细孔，刚开采出来时柔软如黄油，很容易雕刻，呈珠光色，如鲑鱼肉一般。

也许我的心思全部集中在了这些地质学的精确性上，只注重了它们的细节，而没有发现达尼艾尔正前倾着身子，俯在野草丛中捡着土样，我没有注意到，在他赤裸的胸膛上，太阳光是如何把他初生的、浅黄的体毛照得金亮，一种蜜色，从他西西里人后代的黑头发来看，我根本想象不出会是这样。是什么力量迫使我转过头去不看？我那弗留利之夏的天真烂漫和直截了当逃到哪里去了？那一天，我生平第一次发现，我已经变了；我，不然，就是我们周围的世界变了。塔里亚门托河岸已经属于一个消失了的世界。很机械地，我把已准备脱掉的翻领运动衫又塞进了皮带中。担心暴露自己吗？害怕我自己吗？这一突如其来的尴尬是因何产生的？那可是早先从未经历过的，跟我在卡萨尔萨体验到的自然本性竟有那么鲜明的反差！十分巧妙地把我的尴尬隐藏在我对矿物学的热情底下之后，我又开始跟在浑然不觉的达尼艾尔身边，更起劲地清查大地表皮那反复无常的巴罗克风格。另外，他已经习惯了听我跟伙伴们开女人们的玩笑，而这在我们那个年龄也是家常便饭，难道他还会对我有丝毫的猜疑吗？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对颜色作登录。熟黏土、粗陶土、透石膏、黏土坯：整个城市消融在玫瑰色、红色、珠灰色、羊毛色、火红色的色调中。暖色调，平民式的温暖，把博洛尼亚跟一些不那么有乡野气的城市区分开来。肌肉一般的颜色，柔和的质地，几乎不再是矿物。冷色与白色的贵族化诱惑，在这里是陌生的，或几乎陌生的。除了我原先的中学附近的那座教堂，在我看来，人们认为它建得太不理想，因为它是习惯的样式，粗糙的墙面，裸露的砖头，表面涂着石灰。四根强有力的柱子，大理石的，离地面一米处被截断，证明了一种彻底未遂的企图，即用一种罗马式的外套，覆盖这一毫不招摇的砖石砌体。还有更糟的呢：圣佩特罗尼奥教堂，城市自治与自由的象征，墙面最初用了白色和玫瑰色大理石的装饰。也是玫瑰色，是的：假如人们想把那种对罗马亦步亦趋的模仿推向极端，那么，这就算是一种折中，没什么值得夸耀的。这一工程很早就搁置下来，最后还是决定用砖头，用这卑微的红色材料，它在火热的内心中烧熟，在陶瓷匠、手艺人的土窑中烧熟。当我们，达尼艾尔和我，为了人民自由的胜利而痛饮一瓶桑乔威塞酒时，我们至少把这一工程的早早下马，断定是教皇的惨败。

但是后来呢？你会问我。我的命运又如何了？在我叙述的一开头，我完成了对博洛尼亚的怀恋式赞美，夸耀了一种移植到意大利各地的以罗马为典范的生活方式。这一曲哀歌站得住脚吗？与其哀叹柱廊与砖头的双重落败，我不是更应该从悔过开始做起吗？我到底是什么人，有什么权利抱怨，说方石就应该战胜透石膏和黏土坯，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经把连拱廊文明打发进了历史的回忆中？我自己成了什么，难道还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甚至是一个大资产阶级，因为我有了钱？我不是最终安居到了罗马吗？

更有甚之，在欧弗拉特街那栋雅致的房子里，有一个在花园保护下的庭园小楼 ：跟封闭式别墅的文明挂上了钩。我在一首给我赢得了声誉的诗中，抨击了庇护十二世，但给瓦伦蒂诺·蓬皮亚尼（自从他放弃出版“金属”小说以来，他成了一个大出版商）带来的，却是杂志被取缔。但这是一首几乎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阴影下写成的诗，它的大穹顶堵挡了我的视野。你同样还会问我，是什么促使我没有选择一个贫困的郊区，就像我把我的人物安置在其中的那些郊区，而是选择了万国博览会 的郊镇豪华住宅区。为了把它建成帝国风格，墨索里尼下令在卡拉拉的山区开发新的采石场。甚至连大理石都接受了我的担保。

亲爱的杰那里埃罗，现在还不到我解释的时刻。到时候，你将知道我选择的理由，知道我如何发现了我的误解，我苦涩地悔恨，命运之舟没有把我捎到更远的南方，一直到波佐利或一直到库梅斯，而是把我扔在了奥斯蒂亚 。但你已能猜到，我为什么常常不待在家中，在罗马，我为什么忍受不得被关闭在住宅的四壁之内。每天晚上，我都必须出门，必须消失在人群中，时时刻刻在火车站前的广场和花园中熙来攘往的人群中。人们太多地指责我这一点！没有明白狩猎的快乐于我只是次要的。在那里，那些失业者、移民、士兵、男妓、无家无业的年轻人，一直等待到黎明，他们跳下把他们从加拉布里亚和西西里一路带来的火车，到首都来寻找一份差事，或者从郊区而来，来追逐一种消遣。背靠着水池边上的树干，离开树荫向过路人讨一支香烟。小子们 、兄弟们的团体，它赎买我离开城市和背叛青年时代理想的罪过：我，小有名气的作家，变成富人的电影家，报纸上印着我的照片，以跟一份民事卷宗同样的精确性，描绘我的身体特征。我变成了“某人”，拥有一个客厅，可以“接待”我的拜访者，他们通过门口的对讲机大声自报姓名。我剩下的唯一办法：利用黑暗偷偷逃走，以彼得的衬衣，换保罗的T恤，以私人公寓，换公共场所，溜得离家尽可能地远，来到火车站附近，溜达，贴墙，停靠，趁着夜色尽量增加着邂逅的友谊。早早缔结，早早了断。神不知鬼不觉地归去，没有确切的面貌，也无规定的性格，正是在那时候，我开始获得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