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梅代·德·撒瓦,奥斯塔公爵,埃塞俄比亚总督,迎头痛击英军的进攻。双重打击,北面来自厄立特里亚,东面来自索马里。我父亲随增援部队出发。意大利军队被坎宁安将军赶出了亚的斯亚贝巴,固守在安巴阿拉吉高原 。5月21日,公爵投降了,先给墨索里尼发去了以下这份电报:“战争并未结束;在这片被意大利人的鲜血浇灌的土地上,我们很快就将回来。”几个月后,他作为战俘死在内罗毕。我父亲跟其他俘虏一起,被关押在肯尼亚,一直到停战。带给拉文纳贵族这位落魄后代的,是铁丝网后四年难熬的日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作为胜利者荣归,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只带回了变形虫、疟疾以及一种无法医治的对人类的憎恶。
当他上船前往非洲时,我刚刚十九岁。太晚了。太晚了,他没有在我不知不觉中,把令行禁止的观念灌输到我心中。我一下子停步于到那时为此一直十分熟悉的事情当中,成了神秘制动的牺牲品。例如,我不高兴星期四跟朋友们一起去游泳池游泳,便会找到一些借口取消它。法西斯制度捐赠给博洛尼亚一座奥林匹克馆。露天游泳池,带阶梯看台的圆形运动场,我们把毛巾摊在那里,躺在上面晒太阳。从这一观察所,我追踪跳水队员们的变化。直到一个最近的日子里,我还可以在那里待上整整一下午,看他们嬉戏。我的眼睛游荡在水面上,尝试着通过一段赤裸的肩膀,去补齐游泳者浸在水中的身体。公共淋浴处给了我们机会嘻嘻哈哈地大笑,彼此给对方的脊背上抹肥皂。我最喜欢的消遣,是在盥洗室中,在某个我知道他追女人的伙伴(最好他还宣称,作为一个优秀的法西斯分子,他蔑视“同性恋者”)身边选好一个位置,在他身上刺激起一种骚动,这在他紧巴巴的内裤底下看得很清楚,不过,令他有些别扭的这一骚动似乎并不让他难过。这就是当时的我,而现在,反倒是我自己对这些游戏有所怀疑,男女沐浴者的混杂使我觉得很是尴尬。
我一如既往地迷恋足球赛;但现在我有一条新理由。过去,我对这星期天的比赛不求别的,只求奔跑、出汗、跟青年人一起搏斗的幸福,穿着短衣短裤,在阳光明媚的草坪上嬉戏。自从那种内在的变化后,没有人能猜出,我去体育场是为了什么。潜在的欲念是那么强烈,足以把一个球队的小伙子团结在一起,它吸引我去冒险,哪怕被对手铲倒在地,负着伤回家。内疚感越是在我心中增大,我在球场上的动作也就变得越粗野。人们从没见过还有中锋比我更为勇敢地参与防守,也没见过守门员如此敏捷地在对方射门队员腿下扑球。以这些连续的挑战,我到底在寻找什么?难道不是作为惩罚的糟糕一击,不仅惩罚我极端的鲁莽,而且惩罚那种隐晦的、其阴影将笼罩我一辈子的错误?我得不到这种舒缓。比赛一结束,我就把球衣夹在胳膊下,也不洗淋浴,也不回更衣室,便赶紧开溜。
“清教徒加运动员”:这就是我赢得的名声,而且被确实印证。从此,我喜爱的消遣:独自在山上远足。简单的吻合?安巴阿拉基的投降后第十天,我一大早坐火车,去了多罗米特山区卡多雷的皮埃威。暖暖和和地裹在羊毛绒衣中,铁头登山杖握在戴手套的掌心,我开始独自一人攀登大叉峰:三个半小时的攀行,人们是这样对我说的。而我只用了两个小时。我的钉鞋踩在石头上,发出喀喀的响声,一路回响在永久积雪的寂静的沟壑中。纯净的空气,完成一项壮举的情感,冰川上一望无际的碎石和冰碛的壮丽景象,以一种雄壮而又快乐的保障,充满了我的肺腔。一只老鹰展开翅膀在我头顶上翱翔。但是,当我登上顶峰,决定好好休息一下,品味一下我的功绩的回报时,我却不得不一下子跳起来,接着马上跑下山去。顶峰之神用威胁的眼光盯住我的脊背,命令我赶紧滚蛋。“但愿你不洁的存在不要玷污这一始终如初的孤独!”
同样的恐惧,在往日,在我父亲休假回卡萨尔萨的某一天。无人陪伴的我出去到绿波荡漾的塔里亚门托河里洗澡,我平静地游在荒芜的两岸之间。突然,我觉得,凶恶而又哑默的深渊之神抓住了我的双脚,要把我拖向河底。我因为一桩我自己并不知晓的罪孽,受到了审判和惩罚。
这时候,我又该向谁去抱怨呢,难道不是向这如铅一般沉重地压在山上的、像一只大睁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的太阳吗?只要我没有下完坡,它就一直盯着我的后脖子。闪闪发光的山峰在我周围形成了一个圆圈。早上我感觉到其暖人热量的星体,现在朝着万里无云的蓝天投射出它杀人的光芒。在整整一片冰坡上,没有一棵树,无处躲藏。猛禽不停顿地盘旋在头顶。到达村庄后,我必须一连喝上三杯橘子潘趣酒来压惊,尽情地嘲笑一番我的忧虑。
我有一些姑娘做朋友,同时跟不少姑娘。内丽娜,一个打字员,尽管有炭黑色的名字 ,却飘散着一头浓密的金发。我骑自行车带她到处走,?们骑上玛格丽塔公园的小径。战争把动物园里的珍禽异兽清除一空。栅栏后,只剩下两三只庭院的禽类,可怜兮兮地待在过于宽敞的鸵鸟或瘤牛笼子里。内丽娜求我陪她回家,城市另一端。经常有一个她为他打过论文的大学生认出她来,并招呼她。我下车步行,她跳到人行道上,跟那陌生人一起走上几步,小伙子总是艳羡地看我一眼后,才挥手告别。他并不知道,我要把我的乘客在稍远处放下,在她家门口。她将大步爬上楼梯,生怕误了家中的晚餐。
至于我的大学同学,我更愿意带他们去公园门口人工湖的小岛。我们坐在小木屋的平台上,在来来往往的散步者中间,喝上一杯饮料。这里,根本不可能有单独见面,那些十五六岁的侍女 ,真是手脚麻利,被她们匆匆放在大理石桌面上的玻璃杯,总是叮当叮当地响个不停,更不用说那些拿面包屑喂鸭子的孩子们吵闹得没有个完。绝大部分时间里,我所邀请的玖丽娅、贝皮娜、阿丝特丽德或弗萝拉这不同的几位中,没有一个独自跟我来。亨里科,玛提亚斯,达尼艾尔也分别带着他们当时的女朋友,参加我们的聚会。
根本用不着撒谎,我敢说,他们也一样,那些湖边憩息的最舒服时刻,是在他们的女伴走了后,等她们纷纷被各自的家务活召唤走后,那时候,我们就留下来,彼此评头论足地品味她们妩媚的外表,没完没了地讨论她们隐秘的魅力。有多少次,在我这个年龄的年轻人中,甚至在亨里科,我们小团体最热心的这位组织者心中,我可以证明,背着女人谈女人的欢乐,代替了征服女人的必要努力!词语上激动,行动上懒惰。他们随口答应,彼此颁发一份唐璜的证书。但是,我难道能得到允许,只因为我准备过一篇关于卡拉瓦乔的文凭论文(中途放弃了),就让人家把我看做一个画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