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晚些时候，当基多在一个小广场的一条长椅上休息时，那男人又出现了。他坐到长椅的另一端，从衣兜里掏出一支很粗的雪茄点燃，然后喷出一股很难闻的浓烟（托斯卡尼可咒的烟味），根本就不管风正好把烟刮到邻座跟前，我弟弟开始咳嗽起来，用手堵住了口鼻。基多对这放肆行为十分愤慨，尽管一大早起开始的旅行让他很疲劳，他还是立即起身，去寻找另一处避难所，但这时，他听到了一声粗鲁的叫唤。

“哎，小子！你可真不健谈！为什么不凑近来聊一聊？”

基多的叙述停顿了一下，对我承认说，这些词语唤醒了他心中的怀疑，那是一个“唐突士” （他是这样说的）在跟他套近乎。但是，对方“男子汉”的外表又立即使他清醒过来。“同性恋者都是女里女气的、温文尔雅的、彬彬有礼的，”他天真地告诉我，而那个陌生人，却穿着污油斑斑的蓝色工作裤，抽几口烟后就朝地上吐痰。我弟弟还对自己说，一个不怀好意的“混蛋”一开始会装成好人。这种想法（比刚才那种更有说服力，尽管还不能为一个不那么幼稚的心灵提供一种更好的保证）终于使他平静下来。他在椅子上朝他靠近了半米。两个年轻姑娘经过了广场。那男人眼看着她们走远，用胳膊肘推推我弟弟，对他说，他从他的神情，从他发“c”音的方式中看出来，他不是在对一个“佛罗伦萨的小伙子”说话。他用下巴指着两个散步女郎的方向，并希望一个“机会”已经展现在了年轻而又可爱的旅游者面前。

心地单纯的基多，只会一个劲地摇脑袋。于是另一个又重新用一开始的粗野方式，对他肯定地说，任何一个配得上作为男人的男人，在他来到佛罗伦萨的第一天晚上，都应该搞上一个女人。

“你一定还没有找到女人吧？我敢打赌。”

他拿一种无法解释的充满敌意的目光，打量着他旁边的这一位。

“我还很年轻，”我兄弟说，对自己很是愤怒，因为面对着那个继续用雪茄臭气熏染佛罗伦萨透明天空的人，他看来还在请求原谅。

他寻求一种报复，大胆地嘲笑他，确信他将承认遭到了悲惨的失败。（因为只有在爱情方面遭受挫折的人，他以为，才会这样对待在公共场所遇上的第一个人。）

“但是您，毫无疑问，某个美人儿不是正在家里等着您吗？”

“你以为什么呢？”那个抽托斯卡尼雪茄的人一下子跳将起来，叫嚷道，就像被一条蛇咬了一口。“你以为，我需要一个你这样的小毛孩来教训我吗？再过一个月，我就要结婚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在你提出那么愚蠢的问题之前，你给我好好记住这一点。我出来恰恰是为了去登记结婚的。”

说完这话，他迈开步子，狂怒地走远了。“小毛孩”像个木偶似的留在原来的座位上，问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被这混杂着亲切感、粗野劲、高傲气和多动癖的新鲜事惊呆了。

“一个傻瓜，”我对基多说。我根本就不会把真相告诉我弟弟，以他十七岁的青春年华，以他那被运动场的阳光晒得古铜色的漂亮脸蛋，他扰动了那男人的心，使他在手足无措之中，编排出一篇喜剧性的关于结婚计划的炫耀之词。喜剧性，是的，按照此类闹剧所有插曲的样子。永恒的三幕闹剧：你讨我喜欢，我推开你，我恨你因为你讨我喜欢。吸引、排斥和藐视。但是，一出闹剧也会转变为悲剧，假如那个自愿上了你的汽车，心甘情愿地跟着你在依德罗斯卡罗 的棚屋之间转悠的人，为了惩罚自己的“弱点”，为了替他的“名誉”复仇，为了找回他给自己创造的形象，用一根从栅栏中抽出的木桩刺穿你的肋骨。

以所有那些被我像揭穿假面具那样揭穿了男人气质的意大利人的名义，一个伸张正义者从人民中间走出来（是佩罗西 ，或者是另一个，他们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肩负着一个不妨可以称为礼仪性的使命，通过刺杀冒犯者，来重新建立他们的本体感。婚姻的驱魔之咒，在佛罗伦萨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拯救了我弟弟的盯梢者，却没能提供给杀我的人：他不得不，为了这一理由本身，动手杀人。

在1942年，要是有人向我预告，说有朝一日我的人身安全将有危险，我会耸一耸肩膀了事。为了祝愿基多有一种不同于我的生活，我只需强调我的谨慎和我的软弱就成。我甚至亵渎了诗歌本身，在我的第一个集子上发表了一些极其谨小慎微的诗句。7月14日，我们，亨里科，玛提亚斯，达尼艾尔和我，以美美的一顿火腿肉和朗布卢斯科酒，庆祝了我们四本小册子在圣多明我广场5号的“马里奥·兰迪老书店”同时出版。我的小册子题为《诗歌》：十四首诗，薄薄的四十八页，发行了三百册，外加七十五册用于报刊宣传的非卖册。其中的一本非卖品正好落到了贾恩弗兰科·孔蒂尼 的桌子上。这位意大利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满怀好意地给我寄了一个明信片，答应给我写一个简评。

这一成功使我在同伴中间名声大振，却没有从我心中抹却对我那些小小叛逆的羞愧。我没有真诚地赞扬年轻小伙子的美，却求助于各种各样的婉转说法：大卫和耶稣在我的哀歌中跳舞，对死亡的预感被用做了那喀索斯 昏厥的遁词。孤独的乡野，纯洁的钟声，对小村庄中的星期日的哀怨连祷。诗句用弗留利方言写成，这一背景又为我脆弱的诗人之冠增添了几分亮彩，尽管跟官方语言抗争的政治意愿在我对方言的选择中并不起多大作用，如你所知，它甚至还比不上我跟我父亲的争执，以及把我艺术家的命运跟我的母语联系在一起的愿望。在每一页下面，我都用小号斜体字，添上了意大利语的译文：由此来把高傲的罗马流放到印刷和文化的地下，把被打败的安巴·阿拉基的盔甲、领章和其他的武装标志，像扔战利品一样，统统扔到妈妈所坐的宝座脚下。

但是，在我年轻的读者中，有谁能猜到，他们崇拜的是一个何等的怯懦者？怎么能够想象，那时候我已经写了一些犯忌的诗句，却小心翼翼地把它们锁在抽屉里，只是要等到二十年之后，才能把它们拿出来与公众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