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行并重复生命中最温柔

的行动，直到流血。

一篇关于桑德罗·佩纳 的文章揭示了我怯懦的实质。桑德罗·佩纳，不知改悔的流浪人，胆怯地爱着穿工装裤的小学徒、获准休假的士兵、看门人的儿子、闲逛的小后生：他在一些短诗中为自己涂脂抹粉，诗中回荡着一颗自由的心那喜悦的声音。

我找到了他，我的小天使，

在一个可疑的花坛。

公共汽车的线路真长。

一个粗鲁的面包店小伙计一时间里答应，

然后又拒绝给出他一点点温柔的优雅。

我从燃烧的山岭上下到

火车站新的公共小便池。

这些在书报检查官眼皮底下漏网的诗句证明，只要付出一点点勇气，就可以使他们变成睁眼瞎。既没有暗中偷偷的哆嗦，也没有明火执仗的冒犯：自我协调地生活的纯粹享福，不向任何人掩盖自己。方济各修会式的轻松、光明和温柔。正义者平静的胆量。我的心被一段如泣如诉的诠释撕裂。“如果说，被掩盖的人类痛苦的一份重量，还压着这些空气般轻灵的诗句，那么，它那诗意的高贵却是无可争辩的，它的非道德性并不能证明它的不对。我还需要通过一种基督教的负疚情感，来证明那一位使希腊神明阳光般的纯洁复活的人吗？”

杰那里埃罗，我是多么羞愧难言，竟敢以一个有罪之人的种种悲伤特征，来展现那个人，那个对摩西和圣保罗的宗教压根就一点也不了解的人。即便，当我讨厌了把脑袋藏在口袋中生活，在某一天高举起造反的旗帜时，你也不应该过高地估计我的实际价值。谁会造反，除了奴隶还会有谁？当贵族老爷们证明不了自己的出身时，他们也永远不会举旗造反，揭竿起义。作为贵族，只有一个人在我们的世纪中闪耀着光芒：他，桑德罗·佩纳，他在翁布里亚山岭之间的佩鲁贾长大，他在罗马的家门向阿猫阿狗阿飞流氓开放，而就在不久前，死神来到他的梦中拜访了他。七十一岁，拖欠了二十四个月房租，三大纸箱卖不掉的诗歌摞在地毯上，五十个空奶瓶搁在厨房的大木箱中，而在他卧室的墙上，挂着装扮成薛吕班的玛丽布兰 的画像。

由于我们，亨里科，玛提亚斯，达尼艾尔和我（我为什么总是最先提到亨里科的名字呢？），没能像在玛格丽塔公园的小岛上设想的那样成功地创办杂志，我的文章就发表在青年意大利扈从团的文学月刊《塔米斯》上。一份法西斯刊物，我们希望通过在里头谈论一些与现行制度相对立的作家和画家，渗透到它里面去：波德莱尔、乔尔乔·莫兰迪 ，他画的酒瓶子让我们很开心，因为那不仅是在博洛尼亚画的，而且他静物画中这些不起眼的玻璃器皿让官方艺术的宏大结构泄气。在《塔米斯》的筛子上，漏过了我的几首得到神秘启迪的诗歌。比如大天使对隐士的这一声激励：“噢，圣者！没犯过错的人不是纯洁的。从洞穴中出来吧！穿越那阴暗的荒漠！承受住邪恶那温柔的美！”总是关于过错和堕落的这种令人生厌的话语。

1942年11月，我弟弟送我到火车站：我作为意大利代表团成员，去魏玛参加欧洲作家代表大会。我为什么屈从了纳粹的邀请？艾利奥·维托里尼 ，《在西西里的谈话》一书的年轻而又有名的作者，文学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旗手，也一路同行。基多不敢对我说什么。当他挥手向一行人致意时，我看到他目光中有一种谴责意味的忧愁神色。这场景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不到两年后，当我弟弟自己也登上一列火车时，当年的回忆肯定闪现在他的脑海中，当然，他不是去跟受戈培尔 委托的柏林知识分子聊天，而是到丛林中去跟弗留利的爱国者会合。他让我留在了车站的月台上，在我们跟妈妈一起避难的卡萨尔萨。

从德国归来后，我在《塔米斯》上发表了一篇赞扬作家代表大会的文章，人们实在过于软弱，没有阻止我在那里丢脸。我写道，尽管大会政治宣传的目的十分明显，欧洲青年依然就西方文学的未来，交换了各种不同的意见，等等。墨索里尼最漂亮的墨水，由民族主义的鹅毛笔堆积成了连篇的谎言。这一次，基多———我在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中把他养大，我向他援引隆基教授的例子，作为一个毫不妥协的榜样———实在是太光明正大了，无法对我隐瞒他的指责。他把文章扔到我床上，在那些有问题的句子底下画了红线，那一条条红线像一记耳光打在我的脸上，让我不得不正视这些句子：“假如人们猜想目前法国的沉默是决定性的，那么，欧洲的文化霸权应该归于谁呢，难道不是我们吗？……乐观主义促使我们认为，意大利文化超过了其他文化……在一个不远的将来，我们有望成为唯一手中掌握着文化的人，就是说，拥有欧洲精神的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也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自命不凡的废话，我根本就不可能真的相信它。德国军队已经围困了莫斯科，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从我再也不敢去游泳池，不敢瞧达尼艾尔淋浴时的裸体之后，我就对自己极为不满，我必须小瞧自己到极点。是的，如果说我把自己降低到自吹自擂的这一地步，那是出于一种隐隐的欲望，为了使我自己在我的弟弟、我的伙伴以及所有那些其蔑视会让我难堪的人心目中丧失价值。只有一个寻求自我惩罚、惩罚自己在私生活中作为懦弱者的青年，才会犯下（但这不是一个抱歉）一个如此无耻的奴颜婢膝的公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