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像安德鲁·图多尔（AndrewTudor）和杰弗里·杰里米·科恩（JeffreyJeromeCohen）这样的论者所留意到的，“恐怖”叙事是“特定的文本特征和独特的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 事实上，长期以来，分析恐怖和“畸形的化身”在口述、书面和电影等文本中的再现，已经成为理解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文化影响的最引人注目的方法之一。然而，关注这些美学创作的特定模式的评论者们，必须要抵制以“维护文化变异的敏感性” 为由强行引入一种包罗万有的“恐怖理论”或“畸形”理论的惯性。例如，一而再地出现于日本恐怖电影中的某些特定主题和影像，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日本民间传奇，以及能和歌舞伎的表演传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修辞和母题在其社会意义和意识形态的回响中仍保持一成不变。我也并非暗示，日本恐怖电影可以不受其他文化的文学和电影作品的影响。为了与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保持一致，这个简短导言的意图是要说明，尽管恐怖文本仍然具有跨越时代和文化樊篱、激发观众恐惧的能力，然而对于与历史上特定焦虑相关的日本恐怖电影作品进行更全面的理解，可以为学者们提供一个关键性指标，以此测度经济、哲学和政治的连续及中断，对于一个国家和其大众的各种各样且常常是冲突的民族（国家）、阶级和性别认同的影响。

透过对“经典”和近期日本恐怖电影的富于洞见的分析，本书前三章的内容，对于理解经过历史和意识形态编码的根源打下了基础，当代日本恐怖电影正是从这个根源中产生，并经常透过对它的反抗而定义了自身。例如，理查德·亨德的《残酷美学：传统日本戏剧与恐怖电影》一文，详细地考察了战后日本恐怖电影和“日本传统文化的巅峰 能和歌舞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亨德的批评焦点放到了远溯至14世纪时的戏剧程式上，他深挖了当代日本恐怖电影和传统日本戏剧之间丰富的交集，将能和歌舞伎的一些舞台实践，视为日本恐怖电影中最流行的叙事轨迹（trajectories）和象征性（iconographic）影像的至关重要先驱。其中包括“魔女” 的修辞，以及生动的然而经常是高度风格化的对血腥场面的再现，亨德从中发现了“外连（keren）”实践的先行者。“外连”是歌舞伎中“以无理性的表演让观众震惊”的舞台表现手法，它非常类似于当代日本恐怖电影中的特效。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一章的内容拒绝将传统戏剧手法和当代电影实践之间的关系定义为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在本书第一章的内容里，亨德敏锐地留意到，广泛存在的“文化杂交”现象，以及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互文性模式，对于最终的来源探讨可能是徒劳无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