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恐怖和狂欢化》（HorrorandtheCarnivalesque）一文中，芭芭拉·克里德指出“变形的身体影像是恐怖电影类型的核心”，原因在于“身体变形的可能性攻击了意味着法律、理性、逻辑和真理的象征性秩序的基础。” 换言之，对激进的生物可塑性(malleability)和狂暴的肉体崩溃所作的电影再现，瓦解了被认为是“不变”的或“自然而然”的（民族的、文化的和性别的）身份认同观念。即使是一些不定地持保守、反动或不妥协的主观立场的艺术和文化评论家，也调动这种修辞来使其政治意图具体化。例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一套关于“怪物”和危险变形的话语，正潜在地对日本所谓的“现代化”的诠释权展开争夺。明治维新时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那个时候，日本出现了相对孤立主义的典范（paradigm），它不但是对西方文化和军事帝国主义冲击的回应，也是对明治维新所造成的快速工业化发展的回应。 正如RamieTateishi指出的，1890年代井上哲次郎 在他的关于妖怪学（Monsterology）的著作中，将怪物的隐喻和前“现代”的日本神学（或“迷信”）戒律的病理化（pathologisation）结合在一起，试图使以“一场对妖怪力量的斗争”的形式表现的“过往和现代的冲突”的观念以及“迷信的根除 有助于一个健康、现代的日本国家的建立” 信念具体化。玛丽琳·艾薇（MarilynIvy）在其描述19世纪中晚期一个越来越抽象（discrete）的日本人的社会性身体（socialbody）被建构过程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艾薇特别将日本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和“受欧美力量主宰的威胁”观念联系起来。 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能理解作为“完全现代”的“日本文化”的纯粹观念。 作为对殖民主义者的提议（overtures）的一个回应，一个内在于文化想象 甚至是作为西方文化物质和意识形态象征（trappings）的文化想象 而发展起来的、日本人确定的社会性身体的建立和维护，变得越来越广为人知。

与井上哲次郎 这样的作家形成对照的是，20世纪的日本学者和文化理论家，例如龟井胜一郎 和林房雄 等人，认为西方（主要是美国）文化的引进或侵入促成了“日本人生活中 整全（wholeness） 意识”的崩解 。按照这种看法，西洋化的力量具有造成畸变（deforming）和瓦解（disintegrating）的影响 ；西方文化的冲击，瓦解了一个在精神上和社会上被编码的“日本特性”（Japanese-ness）。这种日本特性，正如达利尔·威廉·戴维斯（DarrelWilliamDavis）指出的，已经被型塑（shaped）和再塑(reshaped)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19世纪中叶与美国坚船利炮的相遇及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即使到了今日，在同盟国的军队（美军）占领日本并进一步推动西方文化霸权繁殖过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日本人想要恢复一种可感知的社会凝聚力观念的冲动仍然存在：

在当代日本，仍然存在不屈不挠的沉醉于“回归”到“源点”的企图：这是一个由国家精心组织的企图，它的目的是通过复兴“失去”的传统来反抗现代性本身，以及利用在“异质化”（heterogenous）的现在呼吁“同质性”(homogeneity)的宏大编码，来补偿社会的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