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井上的妖怪学描绘了作为“怪异的”前“现代”过往特色的持久宗教模式（或“迷信”）威胁着一个现代化、工业化和国际化新日本的出现一样，日本也存在一套呼吁通过恢复卓绝而统一的“日本”的过往以抵抗西方文化和军事帝国主义的话语，它推动了一种其主要内容为回归“被压制（repressed）”或“受压迫(op？鄄pressed)”的身份认同形象的叙事。 这两种都以受到危害的社会性身体的隐喻作为号召的意识形态，共存于一个更宏大的文化想象中。同样的，正如戴维斯指出的，两种取决于如何理解虚构(想象)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只有通过承认一种“相对的”（反二元论的）差异，也即肯定跨文化的“融合” 污染会无可避免地永久存在的观念，才有可能成立。 此外，上面讨论的互相竞逐的两种意识形态，可以理解为通过日本恐怖电影的影像（iconography）和占支配地位的日本恐怖故事，特别是通过二战后混乱的几十年里创造出来的电影文本，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多种隐喻性的转化(translation)。身体的隐喻，就像身体本身一样，具有惊人的可塑性和可渗透性。正如松井绿 指出的，“根据每一次历史上的适用情况来看，对被压制的日本人 身体 的回归，既可能是退化也可能是获得解放的，既可能是反动的也可能是革命的。”

当然，要对近期的日本恐怖电影的“爆发”，和过去五十年来日本恐怖电影的普及进行语境化（Contextualise）的考察，我们就不能低估一些重要事件的影响，例如日本在“二战”（及其后几年的被占领）的灾难性失败、经济几十年来戏剧性的复苏以及1990年代同样令人惊奇的大衰退（泡沫经济的崩溃），这些事件都无可避免地对日本国民的精神和相应的艺术创作产生影响。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些更为宏大的社会变化如何预示了制度和行为规范 它们是发展和维护民族（或国家）和文化认同感的核心 的形式和意义。正如蒂姆·克莱格（TimCraig）指出的，政治和经济的大规模变化总是会产生“新的社会状况”，包括“都市化、消费文化、变动的家庭结构和性别角色以及不那么纯粹而更易受外来信息和趋势影响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相应的，考虑到这些新奇的“社会状况”和变化对文化想象的影响，我们只有到大众文化中去寻找出对它的反应才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