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逊本人并未参加1787年在费城召开的制宪会议，在日后为批准宪法而在各州展开的激烈争辩，他也未曾参与，因此我们无从知道他起先对该宪法的基本态度。从他以后的表现来看，他原则上是拥护宪法的，但似乎对联邦宪法可被用来加强联邦政府权力，因而削弱州权，危害民权的可能性，深感忧虑。

为防止联邦政府利用宪法扩充权力，杰斐逊主张对宪法采取严格的解释。根据这一理论，联邦政府之权力应限于宪法上明文规定者，决不容许其以任何理由侵犯州的保留权力。

不仅如此，杰斐逊还主张假如一州感到联邦侵犯州权，它可自行决定采取若干抵制的措施。1798年联邦党人控制之国会通过限制外侨与惩罚教唆法案，企图镇压杰斐逊派同情法国之言论，杰斐逊、麦迪逊等认为此等法案违背言论自由原则，并有侵犯州权之嫌，遂发动弗吉尼亚与肯塔基州议会通过决议，严正表示州可撤销这类法案。

杰斐逊究竟是否一个所谓州权主义者，是不易确定的。所谓"州权主义者"，系指鼓吹州权至上，联邦政府仅不过为州的工具的人士，杰斐逊并未作过这种极端的主张。杰斐逊的理想是把美国建立成一个"小农共和国"（republic of small farmers），政府仅管少数必要政务。他甚至主张美国政府不必向人民征税，一切国库收入可取之于关税与出售公地。他非常不信任强大的政府，认为这是对自由的威胁。但他那美国宪法应作严格解释的主张，在美国宪政史上是很重要的。他被称为"严格解释派"（strict constructionists）的始祖，正如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是公认的"宽大解释派"（broad constructionists）的第一位重要理论家。汉密尔顿在华盛顿政府中担任财长，并且是华盛顿最信任的顾问，杰斐逊视其为主要政敌。他们二人意见不同主要有三点：一、汉密尔顿处处维护上层工商业者利益（他自己所谓"富有、智慧、出身好的人士"），认为这些人为国家之栋梁，社会进步之动力；杰斐逊则为一农业民主主义者，不信任工商业者，并反对任何特权。二、汉密尔顿主张把联邦宪法作宽大的解释，以扩充联邦政府，尤其联邦行政部门之权力，以减弱州之各自为政之趋势，如此美国可渐渐成一强国；杰斐逊则反对扩大联邦权，因为在他看来强大的中央政府不利民主，危害自由。三、汉密尔顿外交上主张亲英，因英国不仅与美国为同文同种，而且代表秩序与稳定；杰斐逊则同情法国，认为法国人所争者为民权与正义。与美国立国精神相符。

杰斐逊拥护民权，可说不遗余力。这可从两点证明。一是他支持法国大革命，始终不变。法国革命爆发时，英美人士支持的颇多；但以后因为革命流血太多，特权阶级受害过重，暴民有时颇为嚣张，许多人士对其失去同情。杰斐逊虽然批评革命者若干作风，但基本上始终支持他们，主要原因是他认为他们代表民权，与他们对立的则为欧洲的"暴君"。二是杰氏晚年时，曾表示他一生最大成就为草拟《独立宣言》与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规（Virginia Statute For Religious Toleration），他希望后世因此而纪念他。对于曾任国务卿、副总统、总统等要职，反认为微不足道。

以上所言为杰斐逊的重要成就，现拟略述其生平。杰斐逊于1743年生在人文荟萃的弗吉尼亚一个乡绅家里。他的祖上是威尔士移民，家道虽不富有，但社会地位甚高，与弗吉尼亚最大望族兰道尔夫家族（The Randolphs）有亲戚关系。杰斐逊的家庭教育甚佳，青年时期博览群书，洛克、孟德斯鸠的著作，都曾涉猎。他对政治发生兴趣是1765年聆听亨利（Patrick Henry）抨击英国国会新通过的印花税法案（The Stamp Act）的演说引起。他感到唯有献身于反英政治活动，才能解决殖民地面临的困难。美国独立革命爆发原因甚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圆满交待的。一个较普通的说法是英国人在与法国打了7年战争赢得艰苦胜利后，感到以往听任美洲殖民地几乎完全自主的政策必须改变，殖民地人民必须负担军费来防卫领土，故英国国会通过一连串法案企图在殖民地征税，殖民地人民不愿纳税，同时害怕英国新的殖民政策会危害他们的自由，遂起而反英谋求独立。1769年杰斐逊与亨利召集弗吉尼亚的领导人物，如华盛顿、兰道尔夫（John Randolph）等在威廉斯堡集会，共商抵制英国种种税法之大计。从那时起，杰斐逊就成为美国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之一，他以后的事业可说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