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等提出民选议院建白书，而组织爱国公党之后，未掌权势的士族即相竞唱和板垣的自由民权论，影响所及达于全国各地，藩阀政府不得不讲求镇压的手段。这时爱国公党一分子的江藤新平，因操之过急而参加1874年的佐贺士族叛乱，被捕枭首示众，于是爱国公党就昙花一现地自然消灭了。

板垣见情势不利，同年3月返回其家乡土佐，另行组织一政治团体"立志社"，募集青年才俊，翻译洋书，研究泰西法制，鼓吹卢梭的民约论、边沁的功利说等，倡导人民有天赋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唯有伸张民权，日本帝国始得强盛。于是，不得志于中央，不满藩阀政府专制而垄断政权的志士，云集土佐，受自由民权主义的洗礼，奉板垣为自由民权论的先觉，而土佐俨然成为自由民权的圣地，并以立志社为中心，结合各地的自由民权政社，于1875年1月成立全国性的政党"爱国社"。这就是后来国会开设运动的动力，自由党组织的中坚。

大阪会议与政府合作

这时，官僚派方面亦觉得，自从征韩论的纷争后，多数参议辞职，以致以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藩阀政府乃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为了补强藩阀势力以及镇压民权论的沸腾，由井上馨和伊藤博文斡旋，安排大久保和板垣退助、木户孝允等维新元勋们的会议。在1875年1月至2月间所举行的大阪会议，是官僚派要以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的同盟来加强政府的势力和威信。会议妥协的结果，板垣的主张被接受，以渐次采用立宪政体为条件，约定与朝廷合作。于是同年3月12日，板垣复任参议之职。基于会议的决定，4月设置元老院和大审院，并设立地方官会议，发布渐次开始立宪政体的诏书。这是官僚派为了回避自由民权运动的攻势的策谋，虽然表面上采取三权分立制，但官僚专制的实质并没有改变。板垣被任命为政体调查委员，然因其改革意见不被接受，于10月27日再度下野。

士族的叛乱

主张征韩论的多数参议下野之后，明治政府事实上成为大久保利通的独裁政权。但政府集权化的政策，亦否定了士族在传统上的特权，他们在经济上丧失了历代相传的家禄，军事上因征兵制的实施而夺去其传统武士的荣誉感，故在1876年颁布"带刀之禁令"时，心理上的屈辱感乃达到极点，于是就拥立西乡隆盛举兵造反，酿成1877年的西南战争。结果兵败，西乡在政府军的包围下，切腹自杀。这是明治政府下最大而最后的以武力反对政府的斗争，其失败也就结束了士族以武力夺取政权的梦想。

当西南军变时，立志社也有血气方刚的青年相呼应，而有少数人，以阴谋颠覆政府而被捕，但板垣勉力压制其门生暴动，向京都行在所提出《立志社建白书》，以合法的行动，批评政府，并要求早日设立民选议院，奠立立宪政体。

西南战争既然证明反对藩阀政府的运动，不能使用武力斗争，就非改变为言论斗争不可，这给自己民权运动带来新的转机。1878年1月，爱国社在大阪召开第一次大会，这时天下之士翕然赴之，但都是各县的士族，而不见农工商民的影踪。故日本民权论的兴起，是不平的士族对抗藩阀官僚的专权而来，这和欧美的民权运动是因市民阶级的崛起，以及在政治上对抗贵族和僧侣的势力而产生，迴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