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史》的作者，同那些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一样，有两个不同但并非排他的动机--实际的和理论的--其中第一个动机对我们而言似乎隐匿于历史之下，而第二个动机则浮现其上。从历史的这个双重动机来看，可以推断出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的关注。今天的历史学家有理由怀疑政治能够解释所有的人类活动，而将注意力从政治史转向建立和研究社会、经济、文化和智识的历史。对于历史作为一个对象而存在的观点非常有信心，如果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不能令人满意的话，他们就期待建构另一种历史。但是，对于马基雅维利而言，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历史并不是一个对象；相反，历史的对象就是德行同自然或命运之间的竞争。超出政治史之外或隐匿其下，就等于是离开了我们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武器"做些什么的领域，而进入自然或命运的领域，在那里我们看来是无能为力的。马基雅维利可能会想从现代的历史学家那里知道，社会、经济、文化和智识的历史是否能够被置于人的控制之下，也就是，在政治的控制之下。他想知道其他各种形式的历史，通过被提升到我们的意识范畴或被降格到我们力所能及的理解范围之内，是否也能够成为政治史。

在《佛罗伦萨史》中，与其说马基雅维利忽略了其他形式的历史，不如说他将其政治化了。在那些可能成为社会史的叙述中，他关注到了"平民"中不同阶层的区分，还叙述了行会的兴起（第二卷）以及庶民的反叛（第三卷），然而始终是为了考察它们的政治后果。对于经济史，他讨论了沃尔泰拉开采一个明矾矿成为战争的起因（第七卷第29节），以及在热那亚开办的圣焦尔焦银行的运作，并将其看做是腐败丛生的社会中自由政府的一个例子（第八卷第29节）。为了与文化同步，他提到了"最杰出"的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第四卷第23节），但随后又叙述了他在围攻卢卡城时进行的一次实验，结果事与愿违，佛罗伦萨军队自身受到了威胁（还可参见第七卷第4节中他关于建造皮蒂宫的政治评论）。书中还提到了马尔西利奥·费奇诺、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以及其他一些人接受过梅迪奇家族的资助（第七卷第6节，第八卷第36节）。但丁作为历史学家叙述了佛罗伦萨城的起源以及该城党争的起因（第二卷第2节），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号召平民拿起武器（第二卷第18节），并作为被驱逐出佛罗伦萨的流亡者之一（第二卷第24节）--至于是否公正，马基雅维利没有交代。多纳托·阿奇阿尤利，"此人精通希腊、拉丁文学"，仅在一个地方作为佛罗伦萨人的使节被提及（第八卷第14节）。

除了他的著作到底是历史还是政治科学尚无定论，以及对政治的关注之外，马基雅维利还同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一样，使用了虚构演说的手法。尽管他并不在现场而且也不可能在现场，他却借助那些真实的历史人物之口说出了恰如其分的话语，仿佛他们都是他一手导演的一出历史剧中的角色。在"我的这部历史"--他是这样称呼其著作的--中，他甚至提供了一些别人闻所未闻的"个人推理"（献辞）。有时，他以"大意如此"这样的套路介绍演讲，通常连这样的交代也没有。有时，演讲是间接引用的，有时则是直接引用的，仿佛这些就是准确的原文复述。马基雅维利表现得如此随心所欲，似乎蔑视了历史学家身上应当承担的那种责任，即尊重历史事实并使历史远离与之毗邻的诗歌和修辞。但是，马基雅维利在他使用虚构演说的时候远不是漫不经心或疏忽健忘的，这个技巧似乎成为了他的主旨或关注之一。从某人"口中说出"这个短语，尽管在《佛罗伦萨史》中并未出现，但在其他地方却是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在《李维史论》中，他大约十二次提到了李维在叙述让某人说什么话或让某人做什么事的那些例子。他在历史学家李维那里所发现的这个做法似乎很难同诗人维吉尔的做法区别开，按照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17章）中的说法，维吉尔"借狄多之口说出"值得注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