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马基雅维利还是对他自己的"历史的尊严和真实性"感到非常自豪（献辞），就如同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们一样，都公开地声明说出了真理。因此，最好这样去推断，马基雅维利和人文主义者持有的历史真实性（the truth of history）观念并没有赋予历史事实以绝对性。在他们看来，事实需要填充一些观点，而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在缺乏文字资料和历史见证的情况下，为了达到历史的真实，他必须推测出人的意图，并通过演讲清晰地将该意图表现出来，为活动添加意义。一旦那些演讲已经被记录下来，他甚至可以为了它们自身的益处，不得不改动它们。因此，在人文主义者（以及古典主义者）的观念中，历史真实不仅与爱国主义和修辞相得益彰，而且本身就需要它们。历史真实不是简单地不同于历史学家今天称之为"神话"的东西，它必须以某种方式与神话相辅相成；因为任何人，即使是历史学家，都有一个祖国（patria），因为所有事实都需要用言语加以解释，以获得意义。为了真实，历史学家可以--或者必须--对他所叙述的活动进行评判。但是，如果他的评判要服务于一个实际的目的，并且要为他所针对的读者接受，它必定看起来是爱国主义的。以历史事实的绝对性来评价，这种观念在今天所从事的历史研究中是不能允许的，更不用说鼓励了。但是，在将这种历史真实观念斥责为古怪和原始的之前，我们应当相信，我们的历史学家也会遭遇--或者说成功避免了--历史应该是爱国主义的和解释性的要求。

在主流的论述形式之外，马基雅维利那个时代的一些事实--对他的写作产生压力和影响的政权--是其历史语境的另一个因素。这些事实会聚到一个焦点上，那就是马基雅维利同梅迪奇家族的关系，这是在他写作《佛罗伦萨史》期间统治佛罗伦萨的家族。马基雅维利是在1520年11月8日应枢机主教朱利奥·德·梅迪奇之邀，接受委任撰写这部著作的；而在该书完成的时候，朱利奥已经被选立为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当马基雅维利在1525年5月将八卷本的《佛罗伦萨史》呈现给教皇时（从献辞的第二句话来看，他可能还希望写更多的内容），他既在向他城市的世俗统治者又在向教会的统治者致以敬意。在他的献辞中，他介绍自己是一位谦卑的仆人，马基雅维利承认，当一个人接受委托写作时，确有阿谀奉承之嫌。然而，他自豪地宣称他的"历史的尊严和真实性"。他在献辞的一开始说他是被委任这项工作的，但在结束时却称其为"我的事业"；而在接下来的序言中，他非常坚定地称：当"我最初下定决心写……"时，我"计划……"。然后，接受了那项任务，就好像是他自己的主意，他着手呈现他的那部以"公元1434年"为中心的历史轮廓，那一年，梅迪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城取得了最高权力。马基雅维利绝非对他在其著作中选择的这个关节点的历史语境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从他的文章中可以了解这个语境。事实上，浏览他的全部著作可以让人这么说，《佛罗伦萨史》是他最身临其境的一部著作；在其中，他将那些强烈影响着他的势力变成了他思考的对象，而他对那些势力既无法置身其外，也无意趋炎附势。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佛罗伦萨史》--与《君主论》及《李维史论》不同--对于政治学的创新和建立贡献甚微，并且没有思考"新君主"或"新的模式与秩序"；这些分别是那两部著作的主旨，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在那两部著作中倾注了他所知晓的一切。与此对照，在《佛罗伦萨史》中，他说他竭尽全力让每个人都满意，而且"不违事实"。

马基雅维利留存下来的信件中有两封信包含了有关《佛罗伦萨史》的一些评论，而另外一个评论是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年轻友人多纳托·詹诺蒂（Donato Giannotti）记录下来的。所有这三份文件都表明他对自己所处语境的关注，并暗示他是如何应对的。在他于1521年5月19日写给圭恰迪尼的信中，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