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佛罗伦萨史》以及木屐共和国 ，我并不认为我来到这里损失了什么，因为我了解到许多对他们非常有益的制度和秩序；因而，我相信我可以很好地利用它们来到达某些目的，特别是通过比较的方法。例如，我要打比方说安静的时候，我会说："他们比兄弟会修士们吃饭时还要安静"。因此，通过这一点儿经验所教会我的方法，人们能够引证出许多其他的事情。

在另一封他于1524年8月30日写给圭恰迪尼的信件残篇中，马基雅维利说：

我一直待在、现在还待在乡间别墅里写这部历史，我愿意付十个索尔第--我不会出更高的价了--让你到我身边；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告诉你我写到哪里了；因为，在不得不涉及某些具体事件的时候，我需要听听你的意见，看看无论是歌颂还是贬损事件，我是否过分了。然而，我还是应该保持独立思考，努力做到公允客观，这样在我说出真相的时候，就没有人会抱怨了。

詹诺蒂记述了马基雅维利曾经对他说：

对于从科西莫掌权到洛伦佐去世这段时间的历史，我不能这样来写，就好像如果我没有任何顾虑的话我会写成的那样。那些事件都是真实的，而且我不会遗漏任何事情；只是，我不会说出，一个人是通过什么方式或者什么手段和诡计，达到如此高的权力巅峰的。任何想要了解这个情况的人可以很好地注意我通过他的反对者之口说出的东西，因为我自己不愿意说出来的话，我会让他的反对者说出，就像从我嘴里说出一样。

因此，通过第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到马基雅维利似乎让事实胜于雄辩；通过第二段话，我们看到他或者夸大其词或者轻描淡写，先发制人地防止可能的抱怨；通过第三段话，我们看到他借助反对者的话间接地提出批评。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说，马基雅维利不愿意奉承梅迪奇家族是因为他将德行置于权力和功名之上。对他而言，如果让他平静地不去探究那些伟大事件的原因，真实与奉承之间就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我们也不能这么说，马基雅维利之所以关注他自己的城邦是出于这样一个既是负责的又是爱国的愿望，即增进城邦的德行，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德行。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马基雅维利对他的两位人文主义前辈莱奥纳尔多·布鲁尼和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提出的责难，他们都是研究佛罗伦萨人民的历史学家。如同他在序言中所说，他们是两位"极其优秀的历史学家"，并且在描述佛罗伦萨人所进行的战争方面"勤奋之至"。然而，他们在处理"国内动乱和内部纷争及其产生的影响"方面出了错。他们认为这些纷争过于琐碎，以及对它们的描述可能得罪那些活着的人，所以他们没有看到，这种动乱揭示了佛罗伦萨的伟大之处。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在诸如治国安邦这类具有崇高意义的事务中，对于当事人而言，无论他们如何处理，无论结果如何，似乎总是应该给予当事人更多的荣誉，而非指责"（序言）。在质朴的语言中，布鲁尼和波焦过高地估计了在决定荣誉时道德的力量；他们的历史著作在关于内部纷争方面尤显不足，这是由于一个严重而普遍的错误：它在总体上影响了他们的著作，并且使得他们无法理解人类的野心和欲望，而这些正是人类与生俱来、永恒存在的东西。

尽管马基雅维利的许多方法同那些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如出一辙，但是，通过将他的建议立基于做了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他从容不迫、毅然决然地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他在《君主论》第15章中也以同样的方法脱颖而出。）当我们阅读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西塞罗的精神气息，尤其是会想起《论共和国》（他们并不知道这部著作 ）第二卷；在那里，西塞罗以精妙绝伦的反语和小心谨慎的责任，将他对自己共和国起源的叙述融合进关于最完美政体的那些特征的发展之中。这种历史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因为它假设自然同德行既是相互竞争又是相互合作的。另一方面，马基雅维利对西塞罗的评价并不高（尤其见《李维史论》第1卷52章），他不仅仅是自然或命运同德行之间竞争的观察者；他对政治的局限性不是像斯多葛派那样高贵地放弃而是被动地服从。对他而言，理论的目的和结果是为了扩展实践的可能性。为了实现这个"事业"，他将自己置于在他之前的全部传统的--古典的、中世纪的和人文主义的--对立面，那个传统过分依赖于道德的力量。他从那个传统中借鉴的任何东西都被他用来反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