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他们于是将佛罗伦萨分成六个区，并选举了十二位公民，每区设两位进行管理；他们被称为"长老会"（Anziani），每年改选一次。为了消除以往在审判过后再产生敌意的原因，他们在外国人中请来了两位审判官，一位称为"人民首长"（Capitano di popolo），另一位称为"最高执政官"（podestà），来审理公民中发生的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 因为如果疏于防务，任何一个政权都不会是稳定的，他们在城市成立了二十个旗（bandiera），在农村成立了七十六个旗，所有青年人都被编入；并且规定任何人只要受到人民首长或长老会的召唤，必须全副武装，在他所属的旗帜下集合。每面旗帜按照武器的不同而变化，弓弩手在一面旗帜下，而盾牌手在另一面旗帜下；每年的圣灵降临节，要举行盛大的仪式，将旗帜交到新战士手里，同时为整个部队任命新的指挥官。为了给予军队更大的荣誉，指示集合的位置，为那些撤离战场的士兵提供一个避难所，得到休整之后，重新上战场杀敌；下令造了一辆巨大的车子，由两头牛牵引，车上覆盖着红布，在其上有一面红白两色的旗帜。当他们要召集军队的时候，这辆车就被拉到新市场，并以庄严的仪式将其交给人民首领。为了增加他们军事行动的隆重庄严气氛，他们造了一口大钟，叫做"警钟"（Martinèlla），它在部队出征前一个月里持续不断地被敲响，为的是敌人有时间准备他们的防御；在那个时候的人们流行这样的仁义道德，这样的宽宏大量，出其不意地对敌人发动袭击在今天被当成坚决果断而又司空见惯的行动，而在那时则被当做卑鄙可耻、欺天罔人的行为。这口大钟也与军队同行，用来发布站岗放哨的命令，以及执行战争中的其他功能。

六、佛罗伦萨人凭借这些内政和军事制度奠定了他们自由的基础（1256年）。无法想象佛罗伦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权势和力量，不仅成为托斯卡纳地区的领袖，而且成为当时意大利屈指可数的第一流城邦；如果它没有遭受到经常性的一再爆发的分裂的打击，佛罗伦萨很可能会实现更高的宏图大业。此时，佛罗伦萨人已经在这个政府统治下生活了十年；在此期间，他们迫使皮斯托亚人、阿雷佐人和锡耶纳人与其结盟。从锡耶纳撤回的军队还夺取了沃尔泰拉，摧毁了一些城堡，并将其居民带回到佛罗伦萨。所有这些功绩都是在圭尔夫派的建议下取得的，此时他们的势力远在吉伯林派之上，由于后者在腓特烈二世统治期间，盛气凌人，百姓对他们积怨很深；此外，教会比皇帝更得人心，因为他们希望在教会的帮助下保持他们的自由，而他们害怕皇帝让他们失去它。与此同时，吉伯林派眼看自己要失去权势，不能无动于衷，但只能等待有利时机，一举夺取政权；机会终于来了，当腓特烈的儿子曼弗雷迪自称那波利国王的时候，他大大削弱了教会的势力（1257年）。 因而，吉伯林派与他暗中往来，图谋重新夺权，但他们没有办法让这种行为不被长老会发现。长老会马上就传唤乌贝蒂家族，后者非但不遵从，反而拿起武器，躲在房子里企图负隅顽抗。公民们对此义愤填膺，也拿起了武器，在圭尔夫派的帮助之下，将他们赶出了佛罗伦萨城，而所有的吉伯林派的人马都跑到了锡耶纳城避难（1258年）。他们只得跑到那波利国王曼弗雷迪那里去求救，凭借法里纳塔·德利·乌贝蒂大人的卓越指挥，国王的人马在阿尔比亚河边将圭尔夫派打得一败涂地，士兵惨遭屠杀（1260年）；那些勉强逃生的人，认为他们的城池已经失守，不敢回佛罗伦萨，径直逃到了卢卡避难。

七、曼弗雷迪任命焦尔达诺伯爵为吉伯林派的首领，此人以骁勇善战而名噪一时。他在那场战争胜利之后率领着吉伯林派回到了佛罗伦萨城，此时该城已经完全地臣服于曼弗雷迪了，他罢免了所有官员，废除了一切具有任何形式自由的制度。这种轻率之举给人民带来的伤害，激起了民众的冲天怨气，吉伯林派的盟友变成了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终导致了吉伯林派的毁灭。由于王国内部需要，焦尔达诺伯爵不得不回到那波利去，他留下卡森蒂诺君主圭多·诺韦洛伯爵作为国王在佛罗伦萨的总督。诺韦洛在埃姆波利主持召开了一个吉伯林派的会议，共同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在托斯卡纳维持吉伯林派的势力，必须摧毁佛罗伦萨，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圭尔夫派撤回他们支持教会的力量。对于要毁掉如此伟大的城市的这个残忍的决定，既没有一个公民也没有一个朋友站出来反对，除了法里纳塔·德利·乌贝蒂大人反对这个决议。 他毫无保留地并不带任何偏见地维护她，他说他历经了这么多辛劳艰险，无非是为了能够回归自己的国家生活，并且现在他仍然期望得到他曾追寻的东西，这样他不会拒绝命运赠予他的一切；为此，他不惜以那些与自己想法不一致的人为敌，就像他曾经以圭尔夫派为敌时一样；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必担心他的国家，试图灭亡她，因为他相信他驱逐圭尔夫派时显示的胆识勇气足以保卫佛罗伦萨。因为法里纳塔大人勇猛果敢，精于兵法，战功卓著，身为吉伯林派之首领，备受曼弗雷迪器重；他的权威使得这一讨论画上句号，他们只得另寻他方来维持其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