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平息了武装骚乱，执政团首先对广场进行武装戒严，随后，征召了两千名对政府忠诚的公民，平均分成若干旗，命令他们时刻准备着，在任何需要他们的时候能够迅速提供支援，任何非征召组成的武装都是严禁的（1394年）。做了这些准备工作，他们放逐和处决了许多在以往骚乱中表现最为穷凶极恶的那些人；并且，为了赋予正义旗手更大的权威和荣誉，规定担任这个尊贵职位的人必须年满四十五岁。为了强化政府，他们还出台了许多别的规章制度，直接针对一部分人，这些规定对那些人而言是难以忍受的，对于部分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而言，也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他们不认为一个秩序良好或稳定安全的政府需要那么多暴力来保卫自身。不仅是留在城内的阿尔贝蒂家族的人，还有梅迪奇家族的人，感到人们上当受骗了，还有其他一些人对如此滥用暴力深恶痛绝。首先敢于起来反抗的就是亚科波·阿奇阿尤利家的多纳托大人。尽管他在城邦中的势力很大，甚至比马索·德利·阿尔比齐大人的权势还要略胜一筹，马索大人在担任正义旗手期间，时来运转，左右逢源，几乎成了共和国的首脑； 但有那么多心存不满的人，多纳托理所当然地感到不自在，或者，他不情愿像许多人做的那样为了私人利益给公众带来灾难；因而，他处心积虑地试图让那些流亡者返回城邦，或者使那些被训诫者官复原职。他四处奔走，对一个公民再对另一个公民广泛传播他的主张，向他们说明如若不然，就无法平息平民的怨愤，也无法有效地控制党派纷争的情绪；一旦是他而不是别人当选执政团成员，他将立刻把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因为在人类的行为中，拖拖拉拉使人产生厌倦，而急于求成使人面临风险，他决定避免厌倦而尝试风险。他的亲戚米凯莱·阿奇阿尤利和他的朋友尼科洛·里科韦里都在执政团任职；对于多纳托大人而言，这似乎给了他一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机遇。于是，他就请求他们应该在政务会议上提出一项法律，为一些公民恢复名誉。 在他的再三恳求之下，这两个人把这个事情告诉其他执政进行讨论，他们的回答是不要耍什么新花样，此事好处还难以预料，风险则确定无疑。如此一来，多纳托大人徒劳无益地用尽了一切手段之后，恼羞成怒，他因而向他们表示，既然城邦不愿意他用和平的手段来进行治理，就别怪他用武力来进行治理。这件事被执政团获悉，执政团成员大为恼火，并将这件事通知了政府主要首脑，多纳托大人于是被传唤；他原来委托的那两个人当堂对质，证明了他所说过的那些话，所以，他被判放逐到巴尔莱塔（1396年）。同样遭到放逐的还有阿拉曼诺和安东尼奥·德·梅迪奇二人，以及属于阿拉曼诺大人家这一支系的所有后裔，另外还有许多庶民工匠，他们受到庶民的拥戴。这些事情发生在马索大人重新掌握政府后两年。

二十七、这样一来，城邦内部有许多心怀不满的人，城邦外面有许多遭到驱逐流亡的人，住在博洛尼亚的流亡者有皮基奥·卡维丘利、托马索·德·里奇、安东尼奥·德·梅迪奇、贝内代托·德利·斯皮尼、安东尼奥·吉罗拉米、克里斯托法诺·迪·卡洛内以及两个最低阶层的人，但他们全都是血气方刚、无所畏惧的年轻人，为了能够返回祖国敢于冒任何风险。皮杰洛和巴罗乔·卡维丘利两人，生活在佛罗伦萨的被训诫者，偷偷跑来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潜入佛罗伦萨，可以藏在他们两人的家里，随后在那里等待时机干掉马索·德利·阿尔比齐大人，并号召人民拿起武器起义；那些早已心存不满的人就会轻易地揭竿而起，尤其是将会得到里奇、阿迪马里、梅迪奇、曼内利等家族的大力支持。这些希望让他们激动万分，1397年8月4日，他们来到了佛罗伦萨，秘密地进入他们事先指定的集合地点，派人留意观察马索大人，计划以他的死唤起民众起事。马索大人从家里出来，在圣彼得大教堂附近的一家药剂店里停了下来。负责盯梢的人跑回来给阴谋起事者报信，于是他们拿起武器冲向那里，发现他已经离开了。然而，他们并没有因为这第一次行动的失败而感到灰心丧气，他们继续转向老市场，在那里杀了一个敌对派的人。他们高声喊道："人民、武装、自由"以及"除掉暴君"等口号，又朝新市场方向进发，在卡利马拉大街尽头又杀了一个人。他们一边前进一边呼唤同样的口号，但没有人拿起武器加入，到了尼吉托萨大街的敞廊停了下来。他们站在那里一块高的地方，周围聚集了许多群众，与其说是跑来加入他们的不如说是来看热闹的。他们高声鼓动群众拿起武器，摆脱那种人们已经深恶痛疾的受奴役的生活。他们声称，是因为城邦中心怀不满的百姓的怨恨，而不仅仅他们自身受到的深重伤害，促使他们拿起武器，争取自由；他们常常听到许多人祈求上帝，赐予机会能报仇雪恨，如果有朝一日，有一个人挑头带领大家起事的话，那些人一定会大干一场；现在这个机会来了，带头的人在鼓动大家，这些人却面面相觑，难道要等到起来带领大家争取自由的人都死掉了，大家重新回到卑躬屈膝的奴役之中再说吗；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以前为了一点儿小的伤害动不动就拿起武器的那些人，此时，面对如此深重的压迫却无动于衷，宁可忍受那么多同胞遭受放逐流亡，那么多人受到训诫；而如果那些人下定决心，起义反抗，则流亡者得以回归祖国，被训诫者得以官复原职。这番话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没有打动在场的任何人，或者因为害怕，或者他们刚刚杀掉两个人的事使群众感到憎恶。动乱的煽动者看到言语和行动都不起作用，不能说服任何人，对一群千方百计要受奴役的人大谈自由，简直是对牛弹琴，浪费时间会带来更大的危险，他们对这次行动感到绝望；于是，他们就退到了圣雷帕拉塔教堂，大门紧闭，这样做并没有挽救他们的性命，只是延迟了灭亡的时间。执政团最初听到动乱的消息时感到万分恐慌，紧闭宫殿大门，戒备森严；然而，他们随后获悉事情的经过，明白了是哪些人煽动策划了动乱，并且那伙人把自己关在了什么地方，他们就不再恐慌了，派出了人民首长 带着许多武装人员，前去捉拿那些人。于是，他们没有费太大劲就用武力打开了教堂的大门，那伙人一部分在负隅顽抗时被杀，余下的则束手就擒。对被俘者进行了审问，发现除了巴罗乔和皮杰洛·卡维丘利两人以外，没有其他人与此有牵连，他们二人与被俘者一起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