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条件下，国家的强盛不能依靠传统的权力对抗，中国对利益的追求不会也不可能采取简单的直接路线，而是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较长时期的努力才可以达到。因此，我国较长时期的战略似应选择做一个自主的合作者，其中包括处理与整个国际体系、也包括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当前这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关系，在保持自主性的同时扩大与外界的经济、安全合作，在合作中谋求国家利益的实现。对待具体的问题，既要敢于大步前进，也要敢于大步后退，不能死守某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中国尤其需要借助机会和创造机会。战略没有灵活性就可能看不到也把握不住机会，最后反而会造成安全利益的损失。

从封闭到开放，加入世界的发展大潮，是我国推进现代化不可逾越的步骤，是时代的要求。然而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主要用借助外力的方式得以实现。现实要求我们在融入到世界体系中去的同时，必须保持自己民族的自主性，否则就会失去立足世界的根本。亦即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应该首先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国内范围，不断改善国内经济政治结构，推动社会的变革。虽然中国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与外部的关系之中，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外部的种种威胁，但比较而言，内部问题才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外部问题在很多时候只是前提，是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走过的历程已经足以说明，中国有能力以开放的姿态博采众长，也有能力发掘自身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资源，并将两者较为有效地结合起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只要中国能够继续保持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发展态势，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不断推动社会机制的良性运转，那么，中国所面临的一切矛盾，包括来自外部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也就都有了解决问题的最重要基础，同时也必将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更有效的作用。一个稳定、繁荣、强大的中国必将继续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中国设置障碍，只能使中国人民保持更高度的警惕。在这一点上美国也是一样，只有善于与进步中的中国打交道，自己才能获取更多的利益。

一个大国的崛起，如果没有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是难以想像的。英国的强盛时期是从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开始的，美国是在北美印第安人的废墟上并摆脱英国的统治后才发展起来的，而日本成为发达国家则始于近代的明治维新。社会变革是后进国家进入先进行列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的未来发展，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根本上也必将继续依赖于伟大的社会变革。

（唐永胜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中国崛起策一

从中美经济共生体谈起

2004年10月，国际知名的经济学杂志《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篇题为《龙与鹰》的文章，饶有趣味地阐述了当前世界经济的根本特点。其论点简单阐述如下：当前世界经济由两个火车头拉动--中国小火车头和美国大火车头。中国是世界的产品生产者，或称为"世界工厂"；美国则是世界的消费者或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负责消费世界各地生产的产品。亚洲各国把对美国的产品出口看成是自己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和经济驱动力。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生产的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美国，产生了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积累了丰厚的外汇储备。亚洲主要经济大国为了支撑及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把自己赚来的外汇储备再投入到美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购买美国的债券和股票，用自己的钱去促进美国消费者的消费。美国消费者本来就有提前消费和超前消费的习惯，在有了亚洲大金主如日本和中国巨额借贷下，美国的消费市场更是无比旺盛，美国人大量购买来自亚洲各国，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这又进一步刺激了中国这台世界工厂的发动机。这样就产生了中美经济连体婴儿的现象：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上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这种奇特的模式有一个明显的弊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家庭和个体能无限制地提前透支消费下去，因为这样负债消费到一定时候就会达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置国民经济于险境。事实上美国的双赤字现象一直为国际经济界关注，也就是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的问题。财政赤字是由于美国政府不断扩大的开支引起的，而经常项目赤字是由于美国政府和消费者支出大于收入所引起的。这两项赤字就像两颗不定时的炸弹，一直悬挂在世界经济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