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吃过很多苦，手比老树皮还黑，一年四季开着裂口。这是粗活干多了的缘故。父亲会不少手艺，尽管不那么精致，但打的桌子一定是平的，砌的墙也一定是直的。当年烧锯屑时砌的灶更是远近闻名，不仅火旺，而且省。自力更生确实锻炼人，母亲老笑话父亲，说父亲这个人除了不会生孩子，啥也能。父亲农校毕业分配在一个离老家有千里之远的农垦场，半年后就把母亲接了去。他俩是乡里老人做的主。媒人对母亲说，那是堂堂正正吃公家饭的，跟着这样的人，一辈子也甭想挨饿！连挨饿都甭想，那岂不就是天堂了？比父亲小七岁年仅十八岁的母亲动了心。那时，母亲真美，十里八乡都闻名。他见过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相片，梳齐耳短发，抿唇，笑容腼腆，头发上沾有一块儿纸片。

他问母亲，那是什么？

母亲笑，是红纸，在老家，出阁的女儿家得扎红头绳，那时你爸虽寄了钱来，但我舍不得买红头绳，想多留点儿钱在身边，就用红纸代替。

他继续问母亲，那为啥照相就舍得花钱？母亲白了他一眼，嗤嗤地笑。

父亲在旁边搭话，猪八戒照镜子，臭美显摆着哩。

确实，在那个年月，照相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沐浴，净衣、焚香，出门前还得再朝搁神龛上的祖宗牌位拜上几拜。他问母亲，有这么严重吗？

母亲说，咋不？那时老人们都说这相片怕是要摄走人的魂魄。我都吓得够呛，不想照，可又怕你爸不满意我的模样，所以咬咬牙，照了。

就这样，按当时风俗已是大龄青年的父亲满意了，又寄出更多的一笔钱，作为路费。母亲一个人挑着娘家陪嫁的缝纫机出门了，连夜走六十里路到县城，再搭班车坐十几个钟头到省城，上火车，次日清晨才赶到父亲那儿。父亲手捏相片，守在火车站边就不敢眨眼，很快，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认出母亲，赶上前，张嘴喊了母亲的名字。母亲轻轻地哎了声，也喊了声父亲的名字。父亲点点头从母亲肩头接过缝纫机，挑上肩膀。从火车站到农场还有四十多里路，他们当年就这样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步步走了过去。场部的食堂当晚加了几个菜算是喜宴，洞房是场部临时空出的一间办公室。他们的全部家当除了母亲不远千里挑来的缝纫机，还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父亲在学校念书时使用的樟木箱。母亲那张相片与父亲梳着三七开小分头的相片并排贴在大红的喜字下。结婚证是后来补领的，一式两份，摊开约十六开大，中间最显眼的位置写着一行金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抓革命，促生产”。

清苦的生活也是幸福的。他们虽然不曾自由恋爱，却也恩恩爱爱。或许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物质是极为渺小的，或许是环境逼得两个举目无亲的人不得不互相取暖。母亲在以后的日子里虽常笑话父亲没本事，但从未否认过父亲对她的好，是真好，家里若有一个桃，一定是母亲吃；家里若有两个桃，也一定全留给母亲吃；家里若有一篮子桃，父亲顶多会吃那几个被虫咬过的。母亲至今不忘那年腊月，她肚里怀着他一个已夭折的哥哥时，突然想吃鱼，想得要命，就哽咽出声。那么冷的天，到处白茫茫的，北风刮着天幕，扬落斗大的雪花。农垦场附近河里结的冰上都可以走人。父亲默不作声出门，问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邻人借了渔具，到河边，先搬石头在河面上砸，砸开洞，掀开厚厚的冰层，赤脚下到水里，忙乎大半天，弄回几条小手指头粗的杂鱼儿，兴高采烈地跑回家，做出碗热气腾腾的鱼汤，然后一点点喂给母亲喝。母亲说，她当时就哭了，哭得特伤心。

他从行囊里找出相机：“林师傅，给你照几张相？”

老人回过神，忙摆手：“别，别，别浪费胶卷。”

老人知道胶卷，但不知道他手中拿的是数码相机，数码相机的风行也就这几年的事。他抓拍下老人挥手的一瞬间，定格，调出画面，凑过身，给老人看：“这是数码相机，不费胶卷，我给你多照几张，挑几张好的，到时洗好，再给你寄来，行吗？”老人不无疑惑。他试图把数码相机的成相原理讲清楚，可肚子里那一点儿水实在晃不出啥声响。听着他结结巴巴的声音，老人的喉结蠕动着，绷直的上身渐渐放松。老人掐灭烟头，拿起烟杆，啜了口，又放下，手往衣襟上擦：“我能摸摸它吗？”他点点头。老人接过相机，侧头，眯起眼，就着灯光打量起屏幕上显示的画面，嘴角浮起笑意。他伸手来回按动“放大”、“缩小”键，以便老人看得更清楚。老人左下颌有道斜斜的刀疤，被拉拉茬茬花白的胡子掩着，若非距离这样近，还真瞧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