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透过福田康夫看刚刚成为历史的安倍，人们都很明白问题的关键在于，“新安倍”的上述“新的言行”，究竟有几分是真？又有几分是心底话（日文为“本音”honne）？还是有如《朝日新闻》所说的那样，是考虑到即将访问中韩而发出的表面话、场面话（日文为“建前”tatemae）？倘若事实果真如此，何必另要冠名所谓的“新安倍”呢？

福田康夫很明白地看到，安倍刚刚走马上任，尚未坐稳江山之前被迫诵念“村山谈话”经、“河野谈话”经和“非核三原则”经，这充其量只能表明萧规曹随的老调子。这些“谈话”与“原则”，“与《朝日新闻》早些的主张没有什么两样”，更准确、更客观地说，只能算是安倍在时机尚未成熟，无法呈现其特有色彩时，遵循自民党历届内阁与外务省原有对内对外（重点是对外）宣称的基本政策游戏而已。

其实福田康夫心里也明白，曾经在历史上受到伤害的亚洲民众对日本新内阁是否放心，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安倍是否有背诵上述“村山谈话”等“外交经”，关键在于新首相执政理念如何落实在其行动上。

信心十足的福田康夫

“村山谈话”发表迄今已逾十载，而每当与邻国发生史观摩擦时，日本官方惯用的手法就是拿出“谈话”作为挡箭牌，久而久之，即使表现出了所谓的诚意也都无助于改善日本在亚洲的恶劣形象，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是这个道理。福田在2007年10月13日表示，日本的外交要以美国为主，意在告诉世人，他首先要访问的国家不是像安倍那样选择的近在咫尺的中韩，而是远隔太平洋的美国。有分析家认为“鸽派”并不软，因此有人对福田政权感到不安并非杞人忧天之举。

从亚洲民众的角度尤其是在历史上受伤害的民众来看，福田不像安倍鹰派内阁那样令人担忧，并不在于他是否会公开表示不去参拜靖国神社。各方注视的焦点仍然是新内阁将如何修改和平宪法，如何把现有的以和平宪法精神为基础的“教育基本法”真正从言行上抛弃掉。由于安倍内阁自我定位十分明确，不少日本政论家索性称之为“安倍修宪内阁”。在安倍及其祖、父辈的智囊看来，只要宪法修改，日本从此就可以如脱缰之马，什么“集体防卫权”是否违宪、参拜靖国神社是否与宪法“政教分离”原则有所抵触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所谓“和平宪法即使修改，和平精神将依然存在”的说法如雷贯耳，可以说，纯粹是新政府出于政治的考量用来对外宣传的标语和口号（今后必将成为政府对国内外宣传的重点）。我们都知道政府主张的和平是要看行动的，我们不只是听他怎么说的，更要看他是如何做的。日本政府在和平宪法的大衣还未正式脱下的今天，已三番五次对派兵海外有那么高的兴致，一旦“不得拥有军力”的第九条被国会废除，自卫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改称为“国军”，在这个世界上又有谁敢保证“新皇军”今后之走向呢？

福田认为，国际社会的忧虑，特别是亚洲国家的部分政治家心存疑虑完全是有道理的。我们不妨通过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15年前针对日本当时有意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做的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来透视。李光耀当时坦承地指出：“大多数的亚洲人并不希望日本参加武装的维和活动。”他明确表示，让日本参加武装的维和活动，“就犹如给酒精中毒者含有酒精的巧克力糖”。依据日本的政治现状，可以说，对于某些酒精中毒者而言，日本宪法的修改，其实就是向对重振军队情有独钟者大开绿灯，用法律手段解除了戒酒令。

至于福田组成新内阁之后是否将继续推进修改《教育基本法》视为其内阁的当前急务，这个问题有待确证。还有一种明显的危险信号是，福田内阁中相关成员及首相辅佐官等与“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关系密切。而这一“编撰会”对历史问题一贯坚持“皇国史观”，我们不难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又想将日本拖到什么地方去。当然，对日本新内阁对百年大计之教育的改革方向，显然并不能单看作是《教育基本法》修改前奏曲的“教育重振会议”成员的面孔是否“多姿多彩”，就轻易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