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间，我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老先生的电话，老先生温文尔雅而又热情的话语，就像窗外夜幕中的一盏灯光，顿时驱散了我心中的惴惴不安……

“雅文，以后有什么问题尽管来电话好了，千万不要客气。”

于是，这位只有一面之交的老先生成了我的恩师，成了我《盖》剧剧本创作中的精神支柱。他用渊博的学识和智慧点拨我的灵感，启迪我的思路，丰富着我剧作的内容。

他嘱咐我，对剧中的每个人物，都要找到他行为的思想根基。尤其对男女主人公，千万不要概念化，不要用中国的观念去图解他们，一定要找出他们行为的内在根基。金铃的成长应该随着战争的推进，随着比利时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推进而渐趋成熟，不要一开始就把她写成反战女英雄，写成“高大全”式的人物。她的作为要符合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身份。他说，文艺作品不仅要符合生活真实，而且要符合艺术真实，不仅要符合生活逻辑，而且要符合艺术规律的内在逻辑。他告诉我，德国人喜欢音乐，是音乐家的摇篮，出过巴赫、门德尔松、贝多芬等许多著名音乐家。他让我在剧本里体现这点，这样能增强剧本的文化氛围。在《盖》剧中许多有关音乐方面的情节，都是老先生指点我的。

总之，这位只有一面之交的老先生，给了我终生难忘的恩泽。

2000年12月24日，我按照合同及双方约定，满怀信心地用特快专递给周先生寄出了第二稿剧本，同时把剧本也寄给了刘扬体先生。

12月30日，我从哈尔滨专程来北京听取制片方对剧本的意见。可我几次给制片人周先生和央视影视部的A先生打电话，问他们对剧本的意见，他们却说：“你不要着急，等黄健中导演介入以后一起谈意见！”听到黄健中导演接手这部片子，我很高兴，觉得这样的大导演一定能推出一部力作。

阴历二十九这天上午，我捧着鲜花第一次来到刘扬体先生的家。老先生的夫人刘芳老师是一位翻译家。两位满头白发、谈吐高雅的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

刘扬体先生开口就说：“雅文，没想到你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竟然推翻了原剧本的全部构思，重新创作出一部全新版本的剧本，而且比原剧本有了质的飞跃。这是我没想到的。当时，我还担心你接受不了那么多批评意见，改不好剧本呢。一个编剧要否定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听说你当过运动员，我想你这种拼搏劲头，大概跟你运动员的经历有关吧？”

老先生跟我长谈了四个多小时，对这一稿又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我对先生和孩子说：“明天，你们找个地方玩去吧。我在家里改稿能安静些。”

先生和孩子都瞪大眼睛，不解地看着我……

我这个人最大的悲哀就在这里，对创作太执著，执著得只长了一个心眼，只要天没塌下来，只要天塌下来没砸到我头上，什么年哪、节呀、生日啊，一概不感兴趣，一概忘得一干二净！

大年初一，先生和孩子都被我打发到密云水库度假村了。我一个人留在家里，遵照刘扬体先生提的修改意见，继续修改剧本。

从2000年12月24日交稿后，我每天都抱着热火盆似的心情期待着导演的介入，期待着制片方对剧本的意见，从元旦盼到春节，从隆冬盼到春暖花开，苦苦盼了三个多月，一直盼到2001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