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

我急忙打开电视，只见央视正播“电视你我他”的节目，赵女士正以《盖》剧编剧身份侃侃而谈呢。字幕打出赵女士是《盖》剧编剧，而我连个影儿都没有。

这时电话又响了，是李占恒打来的。他问我怎么回事，为什么编剧不是我，而是那个姓赵的。他说：“会不会又发生上一部儿童电影的事？”

“……”我一时无法回答。

他说：“雅文，对这种侵权的事，你绝不能任其发展，否则……”他谈到他们沈阳军区专业作家、著名电影《黑三角》的编剧李英杰的一部电视剧，因被他人暗中置换编剧，又讨不回公道，气得郁闷成疾，突发脑溢血从此瘫痪在床。现在谁都不敢在他面前提起这件事，一提他就哭。

是啊，作品是一个作家的生命，是他的孩子，眼看着自己呕心沥血培养的孩子，却活活地被他人夺走，谁能不气得发疯、不气得脑溢血呢？

此刻，我的心抖成了一团，手脚冰凉，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我急忙拨通哈尔滨家里的电话，跟我先生商量怎么办。

先生说：“看来在对待编剧的问题上，他们是有预谋的。觉得这个题材好，有人就一心想取代你的编剧。他们从剧本、合同、媒体宣传等几个方面来否定你，等到电视剧播出后，造成既定事实，你再有理也没用了！所以，你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但你千万不要生气……”

于是，就在这天夜里，我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强硬的决定——

这一夜，也因此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无法断定这个决定是对是错，更无法断定它对我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只知道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的个性不允许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苦苦孕育三年的孩子，活活地被他人夺走……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我喝了点水，润了润冒火般的嗓子，然后坐到了电脑前……

第二天早晨七点，我拿着打印好的五封信，走出了家门。

八点三十分，五封特快，分别寄给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副台长胡恩、潇湘电影制片厂厂长康健民以及另外两位制片方的领导，向他们发出“以死以法抗争我编剧的权利”的呐喊！我在信中阐述了两次被侵权的经过，希望有关领导能给我起码的公道，否则我将召开中外记者招待

会……

在此之前，尽管我心里憋屈得要死，可我仍然强装笑脸怕得罪人家。现在我已经被逼到了绝路，于是，我这个屡经坎坷、屡遭不公的小人物，第一次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豁出去了。

三天后，A先生打来电话，说要跟我谈谈，我却把电话给摔了……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无理地对待他人。

拉伯雷说：“人与人之间，最可痛心的事，莫过于在你认为理应获得善意和友谊的地方，却遭受了烦扰和损害。”

不一会儿，我先生从哈尔滨打来电话，说A先生给他去电话谈了很长时间，A先生说赵化勇台长找他了，让他处理好这件事，还说好多事情并不是他的主意，是上边定的……

中国妇联领导也打来电话，让我跟A先生见面谈谈。

9月18日下午三点，在中国妇联秘书长的主持下，我和A先生见面了。

A先生说：“编剧还是你，‘电视你我他’的节目搞错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搞的。”他还说，“其实我也很难办，赵女士是我请来的，你又是我的朋友，我得一手托两家。你觉得委屈，赵女士还觉得委屈呢。她被我请来四十天拿出剧本，近视眼都快累瞎了。可她只能署名改编，而你却以编剧的名义上台去给市长献花，她手都气得冰凉……”

是啊，赵女士是你们请来的编剧，你们应该体谅她的感受。可是，你们考虑过我这个花甲老作家的感受吗？《盖》剧是我自费跑到欧洲、历尽千辛万苦挖掘的素材，又呕心沥血创作出的剧本，你们却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带着赵女士踏着我给你们牵线搭桥的关系飞往布鲁塞尔……之后，你们又背着我签订两份合同，让赵女士取代我的编剧。你们却没一个人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地告知我，而是一直在欺骗我。我这把年纪了，没门没窗没背景，不被人看重也就罢了，可你们总不能像糊弄小孩子一样耍弄我吧？别说是一个老作家，就是一个三岁孩子，也受不了这种人格的轻视和权益的伤害呀！我更不理解，你们为什么不能让我和赵女士共同努力搞好剧本，而非得要贬低一个，抬高一个，捧一个，排斥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