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场疯狂的苦恋中醒来，又陷入到另一场更加疯狂的苦恋。人的一生是否就是从一场接一场的苦恋与抉择中走过？一个美丽的梦想破灭了，永远留在了几棵白杨树下……

五十一

1963年4月1日，我背着行李，蔫头耷脑，无精打采地回到全市最小、最破、最不起眼的茅草屋里。我就像一个离家出走多年的孩子，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地回家了。

但是，父母却像欢迎凯旋英雄一样欢迎我。母亲急忙为我包饺子。父亲将他剃得光溜溜的脑袋伸过来，又乐颠颠地跟我顶脑门儿：“来，老儿子，好几年没跟老儿子顶笨儿露喽！哞……”边顶边学着老牛叫。

可我再也不是那个把茅草屋当成天堂的十三岁傻丫头了。

晚间，躺在狭小的炕上，母亲一边抽着烟袋，一边给我讲着我“逃跑”那天的事情……

父亲下班回来一看我走了，就呆呆地坐在炕沿上，一句话都不说。母亲劝他别上火，说明天她就去体委找我。

父亲却长叹一声：“嗨……没用了。这孩子要认准一条道，谁劝都没用。在南岔那会儿，为了念书她啥都不怕，本以为她将来能有出息，哪成想……”

父亲让母亲把那只装钱的木盒取下来，让母亲数数攒多少钱了。

父亲说：“别攒了。这孩子不会有出息了。”说完，一头躺在炕上，再也不言语了。从那以后，父亲又像从前一样，很少再见到笑容了。

说到这，我看到父亲的眼角挂着两颗大大的泪珠……

父亲把一个底层人苦苦挣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我这个最小的女儿身上，拉煤车，绞大酱，干瓦工，卖菜……一分一角地为我攒钱，希望我能考大学，将来能出人头地。父亲对他这个小女儿怀着怎样一番期待与厚爱呀！可我却毅然决然地离他而去，最后又灰溜溜地回来了。

我泪流满面，觉得太愧对父母，尤其太愧对父亲了。我很想向父母承认我错了，可我却说不出口，只是默默地流着泪水。

可是后来，我又一次次地伤害了父亲……

1963年5月10日，我同四名转业的女篮队员一起被分配到佳木斯市人民银行出纳科和会计科。我被分配到支行会计科，后来又转到佳东办事处。

报到第二天，一位瘦瘦的、不苟言笑的会计科长，把我带到一号窗口的柜台前，对一号窗口的记账员说：“小潘，把你的工作向小张交接一下，明天你去齐齐哈尔银行干校学习，由小张来接替你的工作。小张，明天你到这个窗口来记账！”说完，转身就走了。

为这事，全科同志都背地里议论那位科长，说他不近人情，说他不应该不给新来同志熟悉业务的时间……

是啊，我刚从运动队下来，连算盘都不会打，从没见过支票和存款单，更不知什么叫借贷方式（当时采用借贷记账方式）。可是第二天，我必须硬着头皮坐到一号窗口的位置上，开始面对柜台外一张张焦急而不耐烦的脸，面对一堆堆从未见过的票据，以及几十页写着密密麻麻标准数字的账页……

一连好多天，我每天上班就像上刑场似的，一坐到柜台前就开始冒汗，一直冒到下班。我的柜台前总是挤着一堆嘟嘟囔囔发牢骚的出纳员。一天，铁路分局一名戴眼镜的男出纳，终于不耐烦了，开口挖苦我：“你到底能不能干？不能干痛快让给别人，别占着茅房不拉屎！”我扔下算盘就哭着跑开了。

晚间七、八点钟了，全科人员都下班了，会计大厅里静悄悄的。唯独复核员手里的算盘噼里啪啦像针一样扎着我的心。复核员家里有吃奶孩子，等着她回去喂奶呢。可我却没有一天不错账的。

1963年12月31日年终结算，全会计科差一角钱平不了账，害得综合专柜两位女同志一直找到第二天早晨六点——错账的不是别人……

然而，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不是工作。我的工作能力很快就被“压”出来了。一年之后，我的算盘在全行测验中名列前茅。后来，我被评为全市银行系统的记账标兵、合江地区财贸系统的先进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