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痢疾好了吗？”

“没有。”

“没好为什么让他出院？”

原来造反派说他装病，把他拉回去批斗了。

我急忙骑自行车来到体校，要求见贺玉。造反派坚决不让见，让我马上离开。我趴在一棵树上放声痛哭……

那是我有生以来哭得最惨烈、最狼狈的一次，两条辫子都沾满了眼泪和鼻涕，哭得我都快晕过去了。后来，体委一位叫王启国的人从我身边经过，看我哭成这个样子，说了一句令我终生感激的话：“雅文，你这么哭怎么能行？会把孩子哭坏的。我去跟他们说说！”

后来，造反派终于同意让贺玉出来见我了。我和他站在体校门口说了几句话，他告诉我，痢疾好了，让我千万注意身体，别哭坏了身子，让我快回家。

这是我生女儿之前最后一次见他。

六十一

“文革”结束好多年以后，我仍然害怕摩托车声，一听到摩托声就心惊肉跳。

因为体委几个造反派头头都是骑摩托车来的。那时候骑摩托车的人很少，只有极少数人才有摩托车。不记得他们来过我家多少次，但我永远记住了那刺耳的“突突“声，还有那“嘎”一声的刹车声……

这天晚间八点多钟，窗外忽然又响起了“突突”声，我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

果然又是他——

我想还是不要说出他的名字吧。他也是儿孙绕膝的老人了，不要因此而打扰了他平静的晚年生活。人还是善良些为好。再说，那不是他个人的错。他这一生也并不顺利，骑摩托车出了车祸，撞断了腿，在床上躺了一年多，出院后一条腿就跛了。所以，我就叫他老B吧。

我当运动员时老B就在体委了。我们这些运动员跟他只是点头之交，没有任何交往，也没有任何过节儿。

老B对我的态度并不恶道，而是一副很关心的样子，进门就说：“雅文，我知道你和周贺玉的感情很好。但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应该抛开个人的感情，跟他划清界限，勇敢地揭发他的问题……”

当时，不少夫妻一方被打成反革命，另一方就痛哭流涕地揭发对方的问题，甚至要提出离婚。贺玉被关进“牛棚”以后，不少人都背地里议论我能不能离婚，有人还好心地劝我跟他离婚。可我不但不离，反而对他非常好。为此，体委造反派多次批评我“感情代替政治”。代替就代替，我才不在乎呢！

老B见我不说话，就把话题一转：“雅文，咱们都是体委老同志了，我这可是为你好！对了，周贺玉说他以前写过一些检查材料放在家里了，他让我给他带过去。”

我信以为真，翻出贺玉“文革”初期写的检查材料交给他。后来得知，贺玉根本没让他来取什么材料。

老B又问我：“贺玉平时写不写日记？”

我说：“不写。他只有训练日记。”

“啊，那就算了。”

我从1959年进运动队以后，一直写日记，但老B这句话却使我一年多不敢记日记。但不用记日记，这一年多的经历也像烙印一样，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

在这天的日记里，我只写了鲁迅的一句话：“上人生的旅途吧。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前面才有路。”

一个初冬的傍晚，我看到窗外飘起了雪花，那是1968年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看到下雪，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按照预产期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

这时，窗外忽然又传来一阵可怕的“突突”声，我的心顿时“咯噔”一下子……

果然又是老B，又是满脸堆笑。

他进门一边打量着屋子，一边说：“雅文，周贺玉正在反省，广大革命群众对你住在体育馆里，可是很有意见哪！”

听到这话，我下意识地瞅一眼自己圆鼓鼓的肚子，我最担心他们来这手了！

“你想想，你这种身份的人住在体育馆里，广大群众能没意见吗？咱们都是老同志了，别人不说，我不能不跟你说，”他每次来都是貌似关怀，“我劝你还是主动些好。你主动搬出去，总比广大群众逼着你搬出去强！再说，你主动搬，也能减轻点周贺玉的罪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