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什么人都不是。他们不信，坚决要把母亲带走。

母亲说：“我闺女在家里坐月子等着我回去呢！你们要带我走，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

两个人见老太太如此刚烈，怕出人命，就跟着母亲来到家里。

母亲进门就说：“你们看见了吧？我让我闺女看一眼布告就跟你们走！”说着，就哆哆嗦嗦地打开布告……

我急忙说：“你们千万别带走我母亲！是我让她去揭布告的，我想看看布告上有没有我丈夫的名字？”

“你丈夫是谁？”一个男人问我。

“周贺玉！”

“就是那个滑冰健将周贺玉吗？”

“对！”

这时，不知是开门把屋里折腾得太冷，还是大人的说话声太大，只听女儿突然“哇”一声哭起来“哇……哇……”

这突然响起的婴儿哭声使两个男人顿时一愣，他们循着哭声望去，这才看到炕头襁褓中的女儿……

不知是周贺玉的名望起了作用，还是我们母女俩的处境使两个男人动了恻隐之心，总之，他们相互瞅一眼，转身走了，留下一股半天都驱不散的寒气。

“妈……”我一把抱住了母亲。而母亲却一把推开我：“快松开，我身上有寒气，别坐病！”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让母亲去揭布告了。

在这张布告上，我虽然没看到周贺玉的名字，却看到两个熟悉的人名，其中一个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后来得知，体委造反派两次向公安局革委会报批周贺玉的“现行反革命”材料，都因为“罪行不够”而被退回来，贺玉这才没有被收监。

我担心贺玉被判刑，又担心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一时想不开，干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来……

当时从北京传来消息，从香港归来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乒乓球运动员荣国团都自杀了。荣国团是中国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他给世界留下一句脍炙人口的人生格言“人生能有几回搏”，也留下最后几句遗言：“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对不起你们，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之后，用练功带将自己挂在一棵榆树

上……

这些可怕的消息日夜折磨着我，使我彻夜难眠，寝食无安。

六十四

这天傍晚，随着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有人推门进来了。

“雅文，咱办事处的人都来看你了。”

啊，是我佳东银行办事处的金贵主任，带着办事处二十多名男男女女都来看我了。

小屋装不下，大家只好在外面等着，一个个地轮流进来看我一眼。他们看我住在这冰窖般的小屋里，窗子和墙壁都结满厚厚的冰霜，母女俩顺着躺在一铺小炕上……一个个都红了眼圈，侧过脸去不忍心看我。刘玉文和杜桂芝拉着我的手，半天哽咽无语……

而我的脸上挂着笑，眼里却噙满了泪水。

要知道，我是反革命家属，别人躲避都唯恐不及呢，而我的同事不但不冷落我，反而都来看望我了。按照我们北方的风俗，男人是不准进女人月房的。可是，办事处的男同胞一个不落全来了。

我躺在寒彻心扉的小屋里，看到社会上人人都变得疯狂而冷漠，而我面前却来了一群人，他们微笑着向我伸出一双双温暖的手，那该是怎样一番刻骨铭心的感动啊！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多写几笔我佳东银行这些同事了。

我在佳东银行办事处工作了九年，跟大家相处得非常好。我们一起打球，游泳，唱歌……男同志跟外单位举行篮球比赛，人手不够，就让我上。我要不上他们就骂我：“死雅文，你要不上，等选先进我们就不选你，评工资我们就不投你票，不信你就走着瞧！”我只好上场，全场就我一个女的。参加市里文艺演出，唱小合唱《打靶归来》，一上台，一个叫沈国栋的居然走顺拐了，下台后大家都责怪他。他不承认又认真地走起来，结果还是顺拐，差点笑破大家的肚皮。春天刚开化，我跟刘可君、齐树林几个男同胞穿着棉袄棉裤在篮球场上“斗牛”，玩得满身大汗。我说了一句：“穿棉袄棉裤玩太没意思，弄得满身大汗，以后咱脱了衣服好好玩玩！”刘可君笑嘻嘻地接过一句：“对，以后咱们脱了衣服好好玩玩！”我一听不对劲，起身去追打他……刘可君长得又细又长，活像一根黄瓜。他当了佳木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之后，我仍然叫他黄瓜。他叫我“鸭子味儿”，即雅文的谐音。我的会计股长曾长生，总爱把钥匙锁在抽屉里。他一找不到钥匙我就气他：“噢，太好了！又把钥匙锁进抽屉里了。这多保险哪，谁也打不开！”曾股长骂我：“该死的雅文，你又在幸灾乐祸了。”我和复核员刘素琴在一个专柜工作了八年，配合得非常默契，年年被评为全行优秀专柜，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