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夜给贺玉写了一封信，也像他那样，把一些重要内容穿插在话语之中，扎上针眼，告诉他“‘九大’快要召开了，你要耐心等待……”

后来，高师傅和一个叫张富森的场地工人，担着被造反派抓住批斗的危险，多次给我和贺玉偷偷地传递书信。他们把信藏在厕所旁的碎砖堆里，就像搞地下工作似的。

在信中，除了传递一些重要消息，我告诉他：“海可枯，石可烂，我对你的爱永不变！你要被判刑我等你。你要被下放农村我跟你去！我已经攒了七十元钱，准备跟你下放农村过日子……”当然，这些真实内容只有冲着灯光才能照出来。

遗憾的是，这些信件一封都没有留下，怕造反派抄家时发现就全部烧掉了。

六十八

1969年2月17日，大年初一。

我早早地吃过早饭，背着女儿，拎着一饭盒饺子、一瓶肉酱、几条炸黄花鱼、一捆大葱，怀里还揣着几个怕冻的苹果，踏上了开往西郊的公共汽车……

我要让贺玉看看女儿，也让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过个团圆年。

一路上，刚刚七十多天的女儿，一直在捂得严严实实的被子里哭。我边走边用拎着东西的手，不停地拍她，哄她：“噢噢，好孩子不哭！咱一会儿就能看到爸爸喽。噢噢，好孩子……”

可是女儿一直在哭。我不敢掀开被子给女儿透透空气，怕她冻着，可又怕空气少了捂死她，一路上就这么拍着、哄着……下了汽车，女儿的哭声越来越小，我急得跟头把式地往前跑，跑得我满身大汗。

到了敬老院，我紧张地四处瞅瞅，发现院子里静悄悄的，没人，也没有狗。我急忙推开一间屋门，只见屋里只有一个我认识的造反派及一名工人模样的人坐在炉边烤火。原来其他人都放假回家过年了，只留下两个值班的看着三个“牛鬼蛇神”。

我急忙把女儿解下来放到炕上，看到女儿捂得满头大汗，小脸憋得通红，被子都哭湿了。

不一会儿，贺玉被那个造反派带进来了，一见到我们娘儿俩，他眼里“刷”地噙满了泪水……

三十八年后的今天，当我跟贺玉谈起这段往事时，我们仍然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他说：“看到你和孩子来看我，我心里非常难过，觉得很对不住你们。在你们娘儿俩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但没有好好照顾你们，反而让你背着孩子大老远地跑来看我。没想到，我和女儿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这失去人格、失去尊严的牛棚里……前一天，我还在被人批判，今天又被人看押着来到妻儿面前，你说我的心情能好吗？再说，当时‘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很厉害，我不知我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接着，他道出了多年来从未说出的心里话：“你知道我从不打孩子，即使孩子做错了事，也不打他们。我觉得孩子是在那种特殊的年代里出生的，是在我们受压制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对不住他们……”

当时，贺玉端详着女儿的小脸，说她的脸型和小嘴像他，鼻子像我，眼睛谁都不像……看着看着，他忽然问我：“哎，你看这孩子怎么皱着眉头呢？”

我随口说了一句：“愁的呗。”

说来奇怪，女儿生下来就皱着小眉头，一直到七八个月他爸爸被放回来以后，家里有了笑声，她的小眉头才渐渐舒展开来。

贺玉问我月子里怎么样，我说挺好。我没告诉他煤烟中毒的事。我问他住的屋子冷不，他说不冷。我们都把各自的痛苦隐藏起来，把装出来的笑脸留给对方。

我们一家三口坐在炕沿边，正亲切地聊着，一直背对着我们坐在火炉边的那个造反派，忽然冷冷地说了一句：“周贺玉，差不多了，该回去反省了！”

一听这话，我和贺玉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一脸茫然地望着对方……

我本以为大年初一，别人都放假回家了，能让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哪管让我们待一个小时也行。可现在，还不到二十分钟，我和女儿身上的汗都没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