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军队、监狱等国家机器总给人一种神秘感和威严感。美国的国家机器如何运作？我去法院探了个究竟。

没想到，进法院这个“大衙门”还挺简单的，连身份都不问，只需要过一道安检门。我随身携带的数码相机被法警发现，临时寄存在他那里。因为法院内未经许可不准拍照。

当天，有４个案件正在开庭中。我在一间有３个穿蓝色条纹囚服、戴手铐的黑人受审的法庭坐下旁听，原来这是一起重大交通肇事案。奇怪的是，法庭上除了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之外，却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过的“陪审团”。我又观察了其他３个法庭，也不见陪审团的影子。

陪审团制度，是美国审判制度的独特之处，也是和中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应该说，我就是冲着看陪审团审案来的。法院秘书处的一位女士告诉我，陪审团不是必要的，只有在被告要求的情况下才临时组建。因为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被告有权选择由法官断案，或者要求由陪审团来审理涉及自身的案件。我问她哪一天的庭审会有陪审团参与，她查了查日程表说：“下周二上午有，你可以来看看。”

星期二上午９点，我准时到了法院，发现法庭的摆设与上次不同，在庭审区的左边摆放了４排椅子，旁听席的第一排也被绳子拦住，上面贴着“陪审团预留座位”的纸条。公诉人、辩护律师和被告人坐在庭审区的右边，中间最高处坐的是穿深色长袍的男法官，其左右两侧分别插着美国国旗和密苏里州州旗。着便装的两位女书记员坐在法官的下一层。法庭周围有４位法警在维持秩序。可以坐百来号人的旁听席上，包括我在内只有４个人。

书记员宣布全体起立，只见一群戴着号码牌的人排队由法警引入法庭，我看到最大的号数是“４０”。这４０个人在陪审团席位前站立，举起右手，跟着书记员宣誓效忠法律。

我仔细打量这４０号人，和大街上看到的人群没啥两样——有白人，也有黑人，还有一个黄种人；有老人，也有年轻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当然，他们中间没有未成年人。这些人的穿着也很平常，没有人穿西装，但穿拖鞋、Ｔ恤的倒不少。

等这些人坐下后，法官开始面对他们发表讲话。首先是感谢他们牺牲个人时间来这里履行法律义务。“稍后你们中间将有１２个人被选上担任陪审团成员。你们的责任就是在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证据后，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

接着，法官简单介绍了本案：检方指控被告人马弗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１日在某商场盗窃衣服等生活用品价值５００美元以上，在被保安抓获过程中故意损坏４件衬衫和一件外套，并踢打保安。

之后法官向陪审团候选人提出一连串问题，要求符合情况的人举手示意并解释。

“有没有人不是美国公民？”无人举手。

“有没有人年龄在２１岁以下？”还是无人

举手。

“有没有人不是本地居民？”

胸牌“８”号的白人男子举手回答：“我３周前已把家搬到了外州。”

“有没有人不懂英语？”无人举手。

“有没有人听不见我讲话？”见无人举手，法官突然说：“请你们举起左手！”这时，所有的人都举起了左手，法官得意地说：“看来大家听力都没有问题。”

“这个案件预计审理一天。有没有人身体不适或有实际困难不能全程参加的？”

胸牌“１９”号的中年男子举手示意说：“我女儿才两岁，太太怀孕６个月，她们都需要我照顾。”

“有没有人认识被告人？”法官指了指坐在辩护律师旁边的马弗问。

胸牌“３”号的白人女子回答：“我和马弗的家人是朋友。”

“有没有人认识这位辩护律师？”

有一男一女回答说“认识”，因为之前“委托他办过案”。

“有没有人觉得自己不能胜任的？”

一位年纪较大的男子说：“我不懂法律，我想我不合格。”

接下来，法官示意辩护律师讲话。西装革履的律师起身走到陪审团候选人面前：“各位请闭目默想，假设你自己是被告人，且案件的审理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墨西哥、伊朗、古巴等国，结果会是怎么样？”听律师这么一说，所有的人果然都闭上眼睛。律师提醒陪审团，“在我们国家，被告人在被证明为有罪之前是无罪的。”

停了一会儿，律师开始发问。

“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在学校或家庭曾经受到过虐待？”

胸牌“３７”号男子表示：“小时候被继父虐待过。”

“有没有人曾经被侵害过？”

对此，有８个人举手示意。

“这会影响你对本案的判断吗？”

有３个人表示会受影响，另５人表示不会。

下面轮到公诉人面对陪审团候选人提问。

“有没有人的家人曾经被判刑坐过牢？”３个人表示有。

“有没有人具有反政府或反警察的倾向？”无人回答。

一连串的提问结束后，陪审团候选人全部退庭。

休庭期间，法官、律师、公诉人三方共同商定陪审团成员。他们把各自认为不合适的号数先提出来，逐个排除，直到最后剩下１２个三方都能接受的人选。

最后入围的１２名陪审团成员（其中５男７女）再次进入法庭，照例还是先举手宣誓，然后坐下。这时，我看了看法庭上的壁钟，已接近１１点半。也就是说，选陪审团成员就花了将近两个半小时。

正式审案开始。传证人到庭。一位中年白人女子坐在证人席上斜对着陪审团成员，她的身份是某商场的经理。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先后走到她的跟前，就案件发生当天的情况进行问话。陪审团成员只是注意看和听，不能做记录，也不能交头接耳。

中午１２点，法官宣布休庭。他说，陪审团成员可以回家吃饭，下午13点１５分来继续开庭。这期间陪审团成员不允许相互讨论，也不能和辩护律师接触。

等法警走出法庭，我迎上前和他们交谈。以下是我和法警的对话：

“这４０个陪审团候选人是如何产生的？”

“从本地选民名单中随机选择。”

“被选中的候选人是否可以拒绝前来参加？”

“担任陪审团是公民的义务，而且被选中者所在的单位必须无条件同意他请假。”

“听说许多美国人不愿意当陪审员，是这样吗？”

“是的，因为他们当天没有去上班就没有收入。法院给他们的补贴不高，最终被选中当陪审员的每天补贴２１美元，来了之后没有被选上的补贴８美元作为来回的交通汽油费。”

“在法庭提问中，有的人是否可能故意找借口以免被选中？”

“我们倾向于相信个人的说法，但是事后如果被发现说谎，此人将触犯法律。”

“这１２个人现在回家吃饭，你们如何保证他们不相互讨论？是否可能发生被告人家属找他们说情的情况？”

“我们相信他们不会相互讨论，也不希望他们这么做。如果被告人家属或律师和他们接触，那是严重犯法的事，双方都将被指控。”

中午，我也回家吃饭。不巧饭后有个朋友打电话找我帮忙应急。15点多，我完事后赶到法院，法庭已空无一人。

我有些后悔，急忙到法院秘书处查问庭审结果。一位年轻人取出一个文件夹递给我：“这是本案案卷，你自己看吧！”我惊讶于美国法院如此开放——竟然把刚刚审结的案卷对社会公众开放，因为中国法院的案卷除了法官、公诉人、律师外，其他人通常是看不到的。

面对一大堆法律文书，我看不太明白。“下午，庭审出现戏剧性变化——被告人当庭主动认罪，这样就不用陪审团来定罪了。”在我的请求下，这位年轻人简单介绍了庭审结果：“法官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６个月。”

我试探地问能否复印本案的起诉书和判决书，没想到年轻人居然答应了。他帮我复印了头两张，收了我美元复印费，并开具了收据。这时我才告诉他，我是中国的记者，我想把法律文书影印件在媒体上发表，他回答很干脆：“既然对公众公开了，当然可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