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原离开值班室之后，我和张萌有过一次小小的赌博。这是值班室里的一个小游戏，每当有新来的记者到值班室选择他们的第一条新闻线索时，我们就会这样玩一次。我知道你能理解这样的游戏，它会给我们乏味的工作带来一些乐趣。

赌注是10块钱——如果萧原选择的是一条“好消息”，那么我赢了；如果他选择的是一条“坏消息”，那么我输了。

我说过，对于“新闻价值”这个词我一直不得其解，但我能够分得出哪些是“好消息”哪些是“坏消息”。你知道，“好消息”是指那些听起来让你心情不错的事情；“坏消息”正好相反，它会破坏你的心情。你可能会说，有些事情并不能简单地以“好消息”或“坏消息”来区分。好吧，我告诉你，我们的方法是：看事情的结果怎么样。打个比方：有个小孩不小心掉到了河里，如果他被淹死了，这是个“坏消息”。但是，如果有6个人把他救起来了，就是个“好消息”。你不一定要认同这个方法，但我们就是这样干的。

我之所以押“好消息”，是因为我对萧原的印象不错。这就是我的风格，如果我欣赏一个家伙，我就会把事情往好处想，否则我就会看到事情糟糕的一面。但我对这次赌博并没有太大把握。我的经验告诉我，“坏消息”似乎比“好消息”更有价值。因为在这份报纸的社会新闻版上，“坏消息”通常多过于“好消息”。另外，我发现那些记者在看到“N人死亡”的线索时大都会不假思索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但看到那些“拾金不昧”之类的线索时，他们却常常现出犹疑的神情。

在这份报纸上，每天都能看到几条关于死亡的消息。最集中的一次，大概是在那年8月的一个星期四的报纸上，在一块社会新闻版上有5条坏消息，其中讲述了6个人因为各种原因丧命的故事：有一个是抄近道横穿铁路时被火车撞死的，另一个是在立着“禁止游泳”警示牌的河里游泳溺死的，第三个是在工地脚手架上摔下来重伤不治死亡的，第四个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死了多久尸体才从河里浮上来，还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生，因为工作一直没有着落使他的抑郁症发作最终从12层楼上跳了下来，他落地前砸到了一个恰好从楼下经过的行人。那个倒霉的行人就是这块版面上记载的第6个死者。

我的工作使我每天都能听到比报纸上更多的“坏消息”。这很容易理解，不是我写在新闻线索记录本上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登在报纸上。所以，刚刚进入这个值班室的一段时间里，我变得很紧张。我经常提醒自己走在街上要警惕，要时刻提防可能来自各个方向的不测风云。在这份报纸上，我看到的不幸者已经够多了，我可不想成为下一个。

你一定是在猜测萧原领取的第一条新闻线索究竟是什么。好吧，我告诉你，那是关于一个流浪汉的故事。事情很简单——火车站前广场西侧的一条小巷里，一个从此路过正准备乘火车离开本市的旅客发现了那个右手齐腕被截断，蜷缩在雪地里瑟瑟发抖的流浪汉。

打来电话的就是那个旅客。他在电话里说，他担心那个流浪汉会被冻死或者因未被及时救治而死去。我想，他一定是个好心人，因为我相信在他之前也有许多人看见过那个流浪汉，但只有他停下了脚步并且开始想办法。他说，他所乘坐的列车就要开了，所以他不能久留，但是他希望报社派人来帮助那个可怜的流浪汉。

不知道为什么，许多读者都认为报社愿意并且有能力提供这样的帮助，但我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尽管经常有读者打来电话告诉我们类似的事情，却很少有记者选择它们。没有人愿意自寻烦恼，我以后会解释选择它们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烦恼。

但萧原选择了这个故事。这使我感到迷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经过一番慎重的选择之后，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开始自己的记者生涯。

那时候，我在值班室里已经呆了一年多了。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一个记者领取的第一条新闻线索中暗含着他的价值观，有时候还能从中发现他过去一些经历的影子。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半年前，有一个新来的记者领取的第一条新闻线索是关于地下传销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来报社工作之前曾经加入过传销者行列并且受骗了。另一个曾经在租房时被房屋租赁中介公司欺骗过的人，在他来到报社当上记者之后，立即展开了对那家中介公司设置的某个骗局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