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感到有些奇怪？其实事情很简单，这组照片的确是何松涛拍摄的，只不过他把署名权让给了他的舅舅，也就是那个姓李的摄影爱好者。这也是周自恒的主意，尽管何松涛并不十分情愿却也只能遵照周自恒的安排去做。周自恒认为，一个记者拍摄到了这一组照片只能使读者感到他们很敬业，而如果把奖金发给一个读者，却有可能煽动更多读者的热情。

如周自恒所料，在这宗“大额交易”的刺激下，更多读者自愿加入到了“线人”的行列。从此以后，本报新闻热线每天的通话数量从最初的几十人次一举突破了三百人次，而接线员也从最初时的两人增加到了四人。周自恒宣布，“线人攻势”收效显著。

与“线人攻势”同时进行的是“揭丑攻势”。这一轮“攻势”的目的是：迅速建立本报在读者中的公信力，让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信赖《北方时报》。

周自恒说，这是一项“民意工程”。他认为，普通百姓在生活中总是会遭遇许多不公平的待遇，而报纸作为社会公器，应该成为他们主张自己权利的阵地。因此，他要求社会新闻部提供一些有影响力的揭丑报道，将那些社会丑恶现象公之于众，培养本报“锐利而公正”的公共形象。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当时的社会新闻部主任李赫安排了几次“暗访”，让几名记者潜入那些被怀疑有欺骗公众企图的企业中“卧底”。崔哲就是其中一个，他颇似小商人的气质和说谎时的镇定心态帮助他顺利完成了几次“卧底”任务。

在我前面讲的故事里，你可能已经发现我对崔哲非常厌烦却又敢怒不敢言。但是，在我刚到报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对崔哲的印象还不错：他非常懂得怎样照顾身边人。在这个方面，他表现出了兄长般的关怀。

我来自外地，在这个城市里，我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住处，而报社也不会给我们这种聘用制记者安排住房，所以，进入这个报社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为租房子而烦恼。最后，是在崔哲的努力下，我和他共同租到了一套既便宜又让我满意的房子。此后的相处中，崔哲经常问起我生活中是否有困难，并且总是会给我一些工作上的指点。

那时候，我曾经这样想过：如果这样一直发展下去，崔哲可能会成为我在报社里最可信赖的朋友之一。

当然，那个时候，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崔哲表现出了一个记者应该表现的品质，比如正直、敏感、善辩和极强的应变能力。

我听说崔哲出身于农村，在他只有10岁的时候，父母搭乘的一辆手扶拖拉机为了避让一头失控的驴翻进了山沟里，他们最终没能活着走出那条山沟。他是在大他6岁的姐姐的照顾下渐渐长大，直到考上了本市的新闻学院。他靠勤工俭学上完了四年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到了《北方时报》。

当上记者之后，崔哲表现出了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强烈的同情，他曾经帮助过许多向报社求助的人们，在读者中颇有口碑。

当然，崔哲最为抢眼的表现，还是在那一轮“揭丑攻势”之中。他曾经在一个“传销集团”里卧底一周时间，最终揭穿了那个后来被证实圈钱近亿元、数万人受骗的骗局。

在那篇报道刊发之前，那个传销集团的负责人曾经企图收买崔哲，但崔哲拒绝了。那个负责人随后来到本报，他找到了周自恒，希望周自恒“抬抬手”。他还交给周自恒一张空白的支票，并明示周自恒如果“抬手”，支票上将会填写一个不少于6位的数目。周自恒也拒绝了。我听说，周自恒当时给那个以为用6位数就能搞定一切的负责人的答复是：“如果你有足够的钱，干脆把报社买下来，到时候你想登什么或者不想登什么都由你说了算。”

那个负责人自然买不起报社，即使他买得起，报业集团也并不一定会同意，所以那篇报道最终见报了。它使更多正待陷入“传销圈”的人们免受损失，同时使一名参与该集团运营的政府官员受到了制裁。据说，那一期报纸刚刚摆上报摊就被人们抢售一空，加印了几万份之后仍然很快售磬。崔哲因为那篇报道而声名雀起。当然，他还因此在一个深夜回家的时候遭到了一伙不明身份者的袭击并且受了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