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继续回暖，道路两旁的草木经历了严冬的考验之后，渐渐恢复了生气，草绿花红的景象看上去指日可待，一切都在向着生机盎然的春天出发。

但是，经历过那场“交通事故”的萧原更沉默了。尽管他更努力地投入各种采访，但我知道他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再过十几天，他的试用期即将结束。

崔哲显然已经失去了对萧原的耐心。我听说他曾经私下里表示，当初从那一堆应聘表格里挑选出萧原的那一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幸好用不了多久他就有机会修正这个“错误”。

我想，如果不出意外，萧原将在他的试用期结束时被崔哲叫去谈话。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谈话只需要10分钟左右。当谈话结束，萧原从那间总是紧闭房门的主任办公室里出来时，就可以直接去收拾自己的东西然后回家。这个报社能够给他的，也许只是一段失败的就业经历。

我曾经希望出现某种特别的情况，能够使这个报社挽留萧原。但这只是我的希望，那些管理者并不会把一个微不足道的接线员的希望当回事。就这样，我在希望和无望中等待着，这样的等待令人焦虑。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自称“发明家”的家伙闯进了报社。

那又是一个乏味的上午，值班室里只有我和肖彤两个人。我对着许久没有振铃的电话发呆，肖彤在一边专心研究她涂抹得花花绿绿的指甲。当一楼大厅的保安打电话通知我们楼下有读者来访时，我和肖彤对视了一下，然后，我迅速掏出了两张扑克牌。

在报社里，接线员除了在值班室接听读者来电之外，还有另一项任务：接待读者来访。当然，在执行这项任务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仍然只是以下这些事情：与读者见面后，把他们所说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告诉他们回去等消息——如果记者对他们的事情感兴趣自然会联系他们，否则就代表报社不准备报道那件事情。

与接听读者来电相比，接待读者来访需要多付出一些劳动：搭电梯从17楼下到1楼。一般情况下，一楼保安在通知我们有读者来访之后，会把来访者安排在1楼大厅的一间接待室里等候。

来访者大都是那些遭遇不公平却无处申张的人们。他们在四处碰壁之后就会想起报社。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认为报社应该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我也希望是这样。在那个时候，“话语权”是一个很流行的词。我把这个词理解为一个麦克风，谁握着它谁的声音就大。一般情况下，它并不属于那些“草根”。但“草根”们无计可施时，通常会一厢情愿地把报社当成他们的麦克风。

我知道，许多时候报社并不能为他们充当“麦克风”。就算有能力为他们提供帮助，记者们还要在付出努力之前考虑一下那件事情是否有“新闻价值”——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报社就像是个商人，它必须考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能否为它换来读者的注意力，就像一个水果贩子在进货前要考虑是否有人会买。

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因为房子被强行拆迁而无处可去的老人，结果花了半个小时才说服他不要跪在地上说话，接着又花了半个小时说服他回家去等消息。那个看起来走投无路的老人给了我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对方偏偏以为他遇见的是一个愿意并且有能力帮助他的人，这更使我感到难以担当。我说过，我只不过是一个接线员。

在没有人愿意主动去接待来访者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了一种最简单的办法：抓阄——两张扑克牌，其中有一张是黑桃A，它代表那个倒霉的人。

那一次，肖彤抓到了那张黑桃A。她用了5分钟抱怨自己的坏运气，又用了5分钟掏出化妆包修补脸上的妆，然后才嘟嘟囔囔地下楼去了。

说实话，我对这个同为接线员的女人并没有多少好感，甚至有些厌恶。她已经28岁了，但说话时似乎总是在努力扮演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有一次，她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只蟑螂爬过时，捂着脸捏着嗓子夸张地大叫：“哎呀，真的好恶心呀！”另外，除非你是她的丈夫，否则你不要想看清她的本来面目，因为她每次出现时脸上都擦着厚厚的粉，就像是戴着一幅面具。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差点被她身上浓重的香水味道熏得闭过气去，后来习惯了才感觉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