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原感兴趣的是其中的死亡人数。他告诉我，他怀疑这个数字的根据是，在他呆在井下的那段时间里，曾经听到矿工们说起塌方时井下被困的一共是7个人，而不仅仅是通报材料中所说的两个人，所以他认为这份传给媒体的通报材料说了谎。或者说，那个煤矿负责人向安监局隐瞒了真实情况。

“也许他们记错了。”我说。我承认，这只是我的猜测。

萧原反对我的猜测，他说：“都是朝夕相处的工友，他们怎么可能记错？”

“煤矿负责人为什么要对外隐瞒另外5个人死亡的消息？”

“很简单，这是一场数字游戏。你知道，死亡人数是两个人还是7个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故等级，而不同的事故等级又意味着不同程度的责任。现场几十个记者都看见了那两具尸体，但没有人看到另外5具尸体，我也没看到。”萧原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遗憾，他接着说，“我本来有机会可以看到，但我被他们赶了出来。在没有人看到的情况下，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做了一次减法。”

“但是，他们怎样去向那些死者家属交待？”我继续追问。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一定会有办法。”萧原愤恨地说，“对于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这场事故带来的责任。”

我同意。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真的还有5个死者，他们是谁？”

萧原说，他仔细回忆过那些矿工们当时的对话，他们谈起过几个人的名字，他还隐约记得其中三个：一个叫阿贵，另一个叫大发，第三个叫小林。

我认为萧原应该去找那些矿工，也许他们会告诉他真相。

萧原点点头，但很快又摇了摇头：“如果上面说了谎，自然也会让下面的人闭嘴。如果你是他们，在上面要求你闭嘴的同时给了你某种压力或者某种好处，你还会不会对一个记者开口？”

“还有别的办法么？”我问道。

萧原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眼睛看向了斜上方，右手的五个手指轮番敲击着桌面。我知道，这个举动说明他开始思考了。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手指很长，它们在桌面上优雅地跳跃着。萧原的眼神有些游离甚至还有些陶醉，就好像他正在舞台上弹钢琴，而我是他唯一的听众。

当桌面上的“琴声”消失之后，萧原再次把目光投向了我。他说：“给我一个星期时间，一定水落石出。”

萧原并没有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只用了四天就兑现了他的承诺。我说过，他总是有一些特别的办法。

四天以后，《北方时报》上刊登了萧原对这场矿难采写的追踪报道，它的标题是《谁剥夺了5名死者的“名份”？》。

在这篇报道里，萧原证实那场矿难中的确有7名矿工死亡。就像他事前猜测的那样，为了“控制”这场灾难中的死亡人数，煤矿负责人向那些参与救援的矿工们下达了“封口令”，他们骗过了安监局的工作人员，却没能骗过萧原。

你一定在问我，这一次萧原又是怎么做到的？好吧，我很愿意与你分享萧原在面对困难时表现出来的智慧。

被逐出矿井之后，萧原不仅记住了其中几个死者的名字，他还记住了他们家乡的地名。当他乘坐火车赶到那里时，才知道他所掌握的那个地名是一个行政乡。在一个下辖12个村的行政乡里，仅凭几个名字就想要找到他们的家庭住址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萧原曾经试过去找派出所警察帮忙，但警察并不能根据那几个听起来像乳名的名字，就把他们从厚厚的人口档案里找出来。萧原只好又一次采用了最笨的办法——他在那些村子里奔波了整整两天，见人就问是否认识阿贵、大发和小林。

在第二个黑夜来临之前，萧原的辛苦奔波终于得到了回报：他找到了他正在苦苦寻找的那个村子。

那是一个小山村。从进村的那一刻开始，萧原就感受到了一种扑面而来的哀伤。这种哀伤弥漫着整个村子，一共有5户人家正在给几天前死去的亲人办丧事。从灵堂里摆放的遗像上看，死者都是年轻力壮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