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些居民听到我的解释之后，起初有些莫名其妙，然后都问我：“你们不就是专门管房顶漏雨的吗？”

这下轮到我莫名其妙了。接着他们告诉我，他们此前曾经找过房管所，那里的工作人员表示爱莫能助，但告诉他们一个电话号码，说这是一个专管房顶漏雨的部门，只要打通电话就会有人帮他们修好屋顶。

你一定猜得到，那个电话号码就是我们的新闻热线号码。我很快就明白了——这是房管所的恶作剧。

在当天晚上崔哲专门为此事进行的交涉中，房管所工作人员对他说：“报纸上不是说记者出马就能搞定吗？那就让你们的记者出马好了。”

这件事情的最后结局是：在崔哲的授意下，李宏奎到房管所采访了一整天。在那篇以表彰房管所工作人员如何敬业为主要内容的报道发表之后，这场恶作剧也结束了。

我曾经问萧原：“你对‘服务台’满意吗？”

“不满意。”萧原的回答很干脆。

“你怎么把话说得这么轻松，好像它跟你没有一点关系？”

“你认为它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你是‘群工组’组长。”我说。

“没有人在乎这个头衔，我也不在乎。”萧原说，“它只是崔哲用来感谢我的一件东西，对我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

“但你毕竟是组长，‘服务台’也是你提议创办的。”

“我希望‘服务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崔哲对我要做的那些事情不感兴趣。”萧原给了我一个无奈的笑容，接着说，“你知道，‘服务台’一直在他的控制之下，那些选题也都是崔哲直接派发出去的。”

“我们没有接到过那些读者的求助电话，那些选题从哪里来的？”我问道。

“我也觉得奇怪。我正准备调查那些线索的来源，不过，我要等待一个机会。”萧原说。

“什么机会？”

“我也不知道。”萧原说，“当机会来了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机会”在2004年6月中旬到来了。那一天，“服务台”版上登出了一篇报道，标题是《市民苦寻爱犬》。

这篇报道并不长，我把它原文照抄如下：

本报讯（记者韩振东）截至昨天，陈女士仍然没有找到她的爱犬“贝贝”。她说，“贝贝”的失踪令她茶饭不思。

“贝贝”是一条1岁半的吉娃娃。它是在半个月前突然离家出走的，此后再没有回来。

陈女士说，它非常善解人意，每次她回到家时，它都会扑到她怀里，用尾巴扫过她的脖子。“贝贝”失踪后，让她感到生活中少了许多乐趣。她虽然四处寻找过，但没能找到。

如果有人发现“贝贝”，可以与本报新闻热线联系。陈女士说，她将给予送还者5000元酬谢……

这篇报道一共200多字，它被安排在版面头条的位置，并且占据了那个版面的将近四分之一地盘。在这篇报道的边上，编辑还特意配发了一张“贝贝”的照片。照片放得很大，足够看清那只吉娃娃的鼻子上有一个火柴头大小的黑斑。

你大概已经看出来了，这篇报道其实是一则“寻狗启事”。我曾经对此感到迷惑：报社为什么要帮助一个人寻找她的狗？

在这个城市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休闲方式。有的人喜欢逛街，有的人喜欢养宠物，有的人既喜欢逛街又喜欢养宠物。这并不奇怪，人类的某种情感有时候会投射到某种休闲方式上。我有一个朋友养了5条京巴，每天下了班都要急急忙忙地回家去喂养他的那些宝贝。他认为狗有一种忠诚的品质，而他喜欢那种被一群狗忠诚地跟随的感觉。

那段时间里，关于宠物的报道频繁出现在报纸的社会新闻版上，狗成为其中的主角。有时候它们表现得很强势，比如，有个小孩在小区里玩时被一条比他个头还高的狗咬伤了脖子；有时候它们又表现得很弱势，比如，有人将一些喂过毒的骨头投在小区的各个角落里，导致许多宠物狗被毒死……后来，电视台曾组织市民、专家和政府官员坐在一起讨论宠物扰民问题。有一名政府官员当场表达了他个人对宠物的厌恶，并且表示要对此问题“重拳出击”。接着就频繁发生城管队员强行闯入市民家中打狗的事情。在此期间，电视台还播放了一段城管队员早晨起来集体苦练“打狗棒法”的录像。这样的举动激怒了许多人。数千名宠物爱好者在一夜之间团结起来，他们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聚集到了一起，然后兵分几路坐到了市内的几条主干道上，致使那几条道路严重堵车，进而导致当天本市交通瘫痪。这场闹剧最后以那个市政府官员在压力之下责令有关部门收回“打狗令”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