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充分尊重狗以及其它宠物的“生存权利”，但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想说的是，萧原对“服务台”版面发起的“炮轰”就是从这篇《市民苦寻爱犬》开始的。

这篇报道见报的当天下午，报社17楼的公告栏里就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它的作者是萧原。

我想简单向你介绍一下报社里的“大字报”。在报社里，如果某个编辑或记者对发表在报纸上的某篇报道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可以写出来并且把它张贴在公告栏。我们一般把那些张贴出来的文章叫做“大字报”。除非是进行人身攻击，每个编辑记者都拥有在“大字报”中对某篇报道进行批评的权利。

在创刊初期，“大字报”曾经是一种很流行的表达业务意见的方式，但随着报社气氛的改变，它几乎已经在报社里绝迹了。这一次，拾起这种老习惯的人是萧原。他在公告栏里贴出的“大字报”标题是《先做“人”，再做“新闻”》。文章大约有2000多字，我摘引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毫无疑问，这篇报道的意图是在帮助一个人寻找她的狗。我不懂，我们为什么宁可放弃那些可以帮助一个或更多人的新闻线索，却选择把时间和注意力投入到一条狗走失的事情上。对于那些因为亲人走失而求助于本报却被拒之门外的人们来说，如果看到了这条帮助一个女人寻狗的报道，他们的心情会怎样？如果你是他们，你的心情又会怎样？

“当那些因为亲属走失而求助于本报的人们来到报社时，我们被要求告诉他们，寻人这种事情并没有多少新闻价值，所以报纸无法报道，并且告诉他们最直接的途径是去找广告部，花几百块钱在报纸上登一条寻人启事就好了。但是对于这条走失的吉娃娃，我们为什么没有让它的主人去找广告部，而是把它当成新闻来报道？我们应该怎样解释它的新闻价值？如果一条狗走失有足够的新闻价值，那么一个人走失为什么就没有足够的新闻价值？

“我认为，这篇寻狗的报道会向读者传达这样一种价值观：狗的重要性>人的重要性。我想问的是：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吗？

“我们所有的新闻都应该是为人做的，说到底，我们做的是人的新闻，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人的发展，所以我们会报道那些人们在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困境，我们报道那些妨碍人们发展的事情，并且希望通过报道它们来消除那些妨碍。

“但是，这条寻狗的报道让我糊涂了。我不明白的是，我们关心的到底是人还是什么？如果我们关心的是人，我们就应该学会怎样关心人。如果我们不懂得关心人，读者又怎么会选择一张冷漠的报纸……”

我相信社会新闻部的许多人都看过这张“大字报”，因为它的空白处写着许多留言。有人写“说得好”，有人写“支持”，有人写“先做‘人’，再做‘新闻’——顶”，还有人写“严重支持”……

多数留言的后面都没有署名，只有一个例外：在“严重支持”的后面，赫然写着“杜晓东”这个名字。你知道杜晓东是谁——就是那个曾经与崔哲争论过“牛到底会不会思考”的记者。但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语言犀利的人了。跟我一样，他也经历过一次失败的教训，但他并没有像我这样沉默寡言，而是变得牢骚满腹。在这张“大字报”的留言中，他表现出了尖酸刻薄的一面，在“严重支持”和署名之间，他还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老妈养的一只八哥前两天逃跑了，据目击者称，它正在向火星飞去。我老妈憔悴了，她也变得茶饭不思。请问，‘群工组’的同学们能不能帮帮她？”

我从头到尾把这张“大字报”读了三遍，这花费了差不多10分钟。看完以后我又想了想，我隐约感到，萧原似乎想通过对那篇报道的评论来表达更多的东西，但我弄不清楚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无论如何，我认为萧原说得很有道理。

我赞同萧原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篇报道见报后，激起了“热烈的反响”，来到报社要求接待的人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