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书的命运

绝不是偶然。

在吉田松阴身首异处的同时，另一位年轻人来到了日本的都城江户。他的名字叫福泽谕吉。

在日本当时颇为有名的适适斋塾学习了三年兰学（荷兰语文及学术），时年25岁的福泽谕吉取得了教师资格证，开始了自己的独立塾师生涯。自认为兰学已经出师的福泽谕吉却在游历横滨时受到重大打击，这个已经开放的城市到处是福泽不认识的文字。这个敏感而好学的人即刻知道，兰学已不能迎合时代的潮流。此时要补偏救弊，唯有立志勤学英语这一途而已。

不能不说福泽谕吉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天才，因为多方求教适当的老师未果，他只能依靠仅有的兰英对译字典和兰英会话书等，和一个朋友废寝忘食地进行学习。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半年后福泽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他作为随从随幕府的使节前往美国。吉田松阴未能如愿的想法现在落到了福泽头上。但第一次的游历似乎并没有带给福泽过多的变化，也许因为随从事务过多，也许因为他的英语还不过关。他从美国带回的只有一本厚厚韦伯斯特大词典。

但是这次出行给福泽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归来后的他成为政府部门的一名正式翻译。而凭借韦伯词典，他竟然在家塾中教起了英语，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促进了他的英文水准。

在福泽谕吉拼命自学英文、传授英文的同时，隔在大洋另一岸的中国，创立了一个规模远大于福泽谕吉的英文学校，这就是同文馆。当时的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在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的帮助下，请圣公会英籍传教士包尔滕担任首任总教习，其师资力量显然要远胜于福泽谕吉的小私塾，所开科目也远多于福泽的小学校，初设英文馆（相当于系），后增设法文、俄文、德文、日文、格致（时对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的统称）、化学等馆，俨然是一个有着相当规模的现代化学校。

时间定格在186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的首个官办的外语人才学校与日本的私人的外语人才学校同时起步。

同年，福泽谕吉作为一名微不足道的翻译，得到了第二次出洋的机会。他自己后来写道：“文久元年冬天，幕府决定向欧洲各国派遣使节，我也受命随行。第二年春天，先到法国，然后又周游英、荷、普、俄、葡等国，文明的文物无不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如医院、贫民院、盲哑院、精神病院、博物馆、博览会等，眼之所见，没有不新奇的，一听到它的作用，没有不为之心醉的，我们这一行日本人不只停留在吃惊上，而是一面感到吃惊，同时又加以羡慕，想在日本国也把这些实行起来。这种雄心当然禁也禁不住。这就是我逗留欧洲一年的到处笔录的情况，回国后加以整理，并参考了一些西方著作写成了书，这就是《西洋事情》”。

更具对比性的一幕出现在福泽谕吉的回忆中，此番游历中他在伦敦偶遇三年前来此留学的中国人唐学埙，两人相谈甚欢。一次偶然谈到洋学教育的问题，福泽询问其时中国有几名洋学者，唐学埙估计只有十几人。福泽大吃一惊。唐又反问：贵国如何？福泽谕吉说，我们能懂英文的数以千计，能理解还能翻译教育别人的至少也有500多人。

福泽谕吉从这一刻断定，清国气数已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