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西洋事情》出版。这是一本改变日本历史的畅销书，正版加上盗版，创下了25万册的销量。忧国爱民的日本人士，几乎人手一部，把它当做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价值，不只在介绍欧西文物而已。此书是谕吉呕心的杰作，充满着睿智的表现，显示谕吉的思想体系初告成立。

这一年，60多岁的徐继畲也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呕血之作《瀛寰志略》当做教科书在同文馆开始讲习。令人惋惜的是，这本应是20年前就已经畅销的一本书。徐继畲本是山西五台人，因长期连续供职于福建、两广之地，使之与外部世界有了密切的接触。鸦片战争的当口，徐继畲正在汀漳龙道的任上，其驻地与厦门仅一水之隔。厦门的沦陷，他是亲眼目睹的，徐继畲兼任闽浙总督后开始得以和外国人交往加密，了解到很多国外的各种情报。

他是一个地理迷，毫无疑问。现有的文字资料显示，这位山西人首先把自己的家乡考证了一翻，《尧都辨》、《晋国初封考》以及《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都是传统的舆地考证，他主修的《五台新志》中亦对当地地理面貌有详尽描述。

徐继畲在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带来的地图中发现了一个事实，中国并不处于地球的中央。大清帝国已不是万世一系、独一无二的世界中心；在地球上，另有一个为中国人全然无知的新世界，在那里存在着近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后来者以此称呼他的确不为过。徐在地理上终于走出中央帝国的传统概念。《瀛寰志略》因此与此时的另一本畅销书《海国图志》有了鲜明的分野，在《海国图志》里面没有中国，魏源所谓的“海国”，仍环绕神州——“中国”之岛屿番国。

徐继畲则告诉我们，“瀛寰”分为欧罗巴、亚细亚、阿非利加、阿墨利加四洲，而中国居于亚细亚，为亚细亚第一大，而非“瀛寰”最大。

正是因此，徐继畲不再把英国人称之为“英夷”，而呼之为英吉利。称英国领事李太郭为英官，而不叫做英酋。后来的神光寺事件中，正是有了不同的认识，徐继畲不再主张强硬地驱赶来到此地的英国人，他认为普通的英国人入居福州城内，既无任何安全问题，也并未有使中国人失面子的地方，可惜当时的清议却是强烈反对洋人入城，由此而引发了诸多大臣的口诛笔伐，其中就有因禁烟而闻名天下的林则徐。

一个超越时代的人注定要遇到诸多诘难。之后他的书一问世，自然非议纷纷。他的好友张穆批评他把“皇清一统舆图”置于亚洲总图下。并且说：春秋体例，严于内外二字，谈海外异闻及各国信史，最好用存疑的口气，不要像明朝徐光启、李之藻那样，“遂而负谤至今”。

一个外来观察者史密斯则发现了徐继畲的与众不同，“徐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对西方地理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在对世界各种各样的情况的了解上，在思想的解放程度上，该省代理巡抚（徐继畲）都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其他任何官员……他比他的国人要进步得多。在与英国领事交往时，他提到欧洲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表明他对整个欧洲政界事务有全面的了解。例如，由于教会制度，英国对爱尔兰实行统治的困难，比利时对荷兰的反叛，英国和西班牙，南北美洲各地殖民地的独立，拿破仑雄心勃勃的戎马生涯，以及欧洲各国联盟在滑铁卢的最后胜利。他好像对英格兰讨论梅诺思援助基金案（英国议会1854年增加爱尔兰梅诺思大学的财政援助金案，是英国政治家当时争论的一个热点。）而引起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也有耳闻。一连好几个小时，他兴趣盎然地谈论地理。”

但在国内《瀛寰志略》一出，“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徐继畲官也丢了，只好回到山西老家去教书。当时声名卓著的曾国藩对徐继畲此书也有委婉的评价称“颇张大英夷”，说白了就是长英国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面子。

两本相似的书，却有着不同的结局。在两本书后面，不是两个人的命运，而是两个国家的命运。徐继畲回家坐冷板凳的时候，福泽谕吉则继续着自己的西方之旅，他写了更多的关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理念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