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个人在狂想，一个民族的思想者、行动者、上至天皇下至平民，都将中国视为必取之地，竟谋算积百年之久。明治群英就在这样的熏陶中开始了建国大业，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井上馨无一不是此类衣钵的继承者。

“‘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后来戴季陶在他的《日本论》里不无感慨地说。

狂想终究是狂想，最终的执行者已渐渐露面。

山县有朋在20岁的时候，第一次在其老师吉田松阴的口中听到了未来的攻略设想。他自号“素狂”、“言雪”，是一个典型的武学狂人。

在1864年的下关之战中，高杉晋作在马关功山寺以80人起义组成奇兵队，出身贫微的山县有朋表现相当凶猛。但由此也见识了西方军队的炮火之犀利。明治功成后，山县有朋与伊藤博文等人一同出洋考察，在伊藤将目光专注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同时，山县有朋却对西方的军制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1870年8月3日，从欧洲归来的山县有朋受到了明治天皇的召见，在一个多小时的奏对里，他长跪在地，尽述己见。25天后，山县有朋升任兵部少辅。一年后主持兵部，着手创建了日本陆军体系。

同一年，一手创建淮军体系的李鸿章凭借赫赫战功荣升最有实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25年，成为清朝任期最长的直隶总督。这也是李鸿章与日本打交道的开始，他在这一年接待了来访的日本公使柳原前光，开始商谈两国的修好条约。最初开始轻视日本的李鸿章稍后便发觉，“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

果然，山县有朋在中日订约后的第二年，即在《军备意见书》中提出，要以中国为“假想敌国”。与日本的狂想前辈们不同，山县有朋开始了其卓为有效的准备工作。这一年，他制定第一次征兵令，规定了男子在17—40岁之间，有义务服3年现役，2年后备役（期间定期召训）及2年第二预备役（于紧急时召集）。到甲午开战前，日本已拥有新式陆军22万人，被称为“皇军”。

从这一年开始，日本陆军进入山县有朋时代。他制订了10年扩军计划，准备大规模侵略亚洲大陆。1880年三县有朋派出数十名将校军官考察中国军事，最后三县有朋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强兵是富国的根本，增强军备优于一切。

1886年，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和“济远”三艘主力舰在日本的港口维修，巨大的战船震动了日本。但李鸿章的威慑之意图，更加刺激了山县有朋等人的决心。山县再次派人到中国调查军备，日本的间谍将详细的中国军队防务报告回去。1887年日军本部拟订了《征讨清国策》，并认定以5年准备期可乘机出击攻打中国。

1890年，山县有朋的同学，同为松阴门下的伊藤博文卸任内阁总理时，不遗余力地推荐了山县有朋接任。山县有朋已经完成了对华作战的全部准备，现在大权在手，只欠东风。但是李鸿章在这10年间建立起来的北洋水师仍是一个巨大的海上压力。

山县有朋将重心转向海军，这一次甚至出动了天皇。这一年3月，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全国华族和富豪也竞相捐款，日本的军官全部都实行捐款，每个月捐款都捐到所需经费的15％。至9月底，捐款数达到

103.8万元。这些资金全被用作扩充海军军备。1890年到1893年4年间，日本军费占国家财政预算的平均比重为29.4%，其中1893年达到32%。

有必要再把目光转回来。

1891年初，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病逝，他的旅英日记的遭遇尚不足以

说明这个国家的没落。但他死后的遭遇则说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根本没有考虑过改变。郭的旧交，权倾一时的李鸿章奏请朝廷，鉴于郭的学行与政绩，希望朝廷给他立传赐谥。

光绪皇帝的批复是：“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因为他写了那些引起争议的书，或者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因为他相当负责任地将情报汇报给国家最高领导人，于是引来了一堆批评者。因为一本有争议的书，他死后连立个“牌坊”的资格都没有。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1894年终于来了，倒计时结束。朝鲜的内乱给磨刀霍霍等待和中国决一胜负的日本一个极好的开战理由。日本间谍提供的一份情报说，慈禧太后正在庆祝自己的60大寿，清廷没有任何应战准备。为了这次万寿大典慈禧总共挪用了海军的1400万两白银，以致北洋海军连更换装备的钱都没有。　

那还等什么？日本的陆军与海军即刻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