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经过漫长的三十年，1978年的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是，有两封信却与1978年紧紧联系着，总是忘记不了。一封信，是别人改变了我的命运；另一封信，是我改变了别人的命运。

先说第一封信。

1978年5月，收到诗人刘祖慈的来信。信中谈了两件事，一是我投给《安徽文学》的一组短诗，已经用了出来。二是问我愿不愿意到《安徽文学》去工作，愿意的话，就把随信寄上的个人履历表填一下，尽快寄回。

这两件事，放在今天根本算不上什么，放在1978年，意义就非同寻常。那时，一个省只有一家文学刊物、一家报纸，能够让文字变成铅字，已经像范进中举一样不易。能到《安徽文学》工作，我是想也没敢想过。

当年，《安徽文学》是一家声誉很高的纯文学刊物，这里有江流、苏中、刘祖慈等几位作家、诗人、评论家在主持编务，所发作品不断因思想解放、突破禁区而在全国产生影响，发行近二十万份，想到这里工作的人不知有多少，怎么能轮上我呢？我在文学创作上默默无闻，又做着文学行当以外的工作，与省里的文学圈也从无来往，认识刘祖慈，也只是我四年前做乡村医生时，参加县文化馆的文学创作活动，与省里来的一行作家诗人有过一面之缘。以后我给刘祖慈投过几次稿，他等因奉此地回了几封信，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因此，调我去《安徽文学》工作，我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几番周折，我在第二年夏天走进《安徽文学》编辑部，似乎感到动荡多年，终于可以安定下来好好工作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说来话长。我1964年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在乡村参加两年社教工作，然后去省委宣传部办的《江淮评论》工作。可是，未等社教结束，“文革”开始了，宣传部被砸烂，《江淮评论》撤销，我只有等待重新分配。当时，最有可能的去向就是到中学教书，可是，那时的城市中学纷纷下迁农村，不久，又听说农村中学以后都要归大队管理，不发工资，只记工分，让我对前途感到十分无望。由于我对中医一向有兴趣，面对不可捉摸的前途，我决定，一边努力自学中医，一边向省里有关部门申请改行。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管到什么时候，行医看病，总能有口饭吃吧。经过多番努力，我终于来到一家公社卫生院。“文革”后期，芜湖地区卫校恢复，缺少中医老师，我于1975年从乡下调到这里。我就是从这里调进《安徽文学》的。

我能够轻而易举地调进《安徽文学》，很多人感到奇怪，说实在话，我更感到奇怪。别人都猜想我一定有什么过硬的关系。我为此曾向很多人解释，我没有关系，没有背景。可这话谁信呢？

世界上也许并不存在没有理由的事情，只是需要时间去发现它。

1983年10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江流的小说集《龙池》。他在送给我这本书的扉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这个集子里的《还魂草》，是历劫余生。在“女皇”治下的某个垃圾箱中，你曾捡回它的残躯，并为之接肢添衣，保护下来，后来它从别人处又辗转流入我手。……当时我们相互之间还根本不认识，后来相识之后也从未说及此事。这虽然只是“大时代的小插曲”，却也令人难忘。

到这时，我才明白，“关系”和“背景”原来在这里，在垃圾堆里拾来的一本旧杂志里。

大概是1975年初夏吧，我路过一户人家门口，看到门前有一堆刚清扫出的垃圾，垃圾里一本没有封皮的旧刊物，一下子吸引了我。出于那个年代特有的阅读饥渴症，我根本没想这东西有多脏，弯腰就拣了出来。没想到，一翻开这本刊物，我就无论如何也不舍得扔了，它又脏又破，还有股说不清的难闻气味。难得的是，内文却一页不少。这时，一位老者从屋里走出来，我客气地点点头，十分地谦恭请求：老伯伯，这书卖给我行吗？他似乎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很不在乎地摆摆手：拿去吧！我慌忙鞠躬致谢，高兴得无法形容。

是什么刊物会让我如此激动？这是一本1962年的《安徽文学》月刊，因为没了封面，目录页也残缺不全，我无法判断具体是哪一期，但这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期。也许是政治环境的短暂宽松吧，这期杂志的艺术质量，是“文革”前最好的一期。这里集中了安徽文坛一批代表人物的代表作，有白榕的散文《唢呐曲》，这是他散文的巅峰之作，文字华美得让人沉醉与着迷，随后多少业余作者模仿这种白氏文风；有刘祖慈的抒情诗《港口》，那时他才二十岁出头，在省立医院当着医生，在诗坛开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才气纵横，前景人人看好；有治芳评论严阵诗集《江南曲》的文章，在当时，治芳的职业是大学教师，却又一手写诗，一手评诗，是诗歌评论界一位颇有影响的评论家。作为这期刊物的压轴大戏，就是江流长达八万字的中篇小说《还魂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