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这期杂志刚刚出炉之际，我是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学生，这一期刊物在校园里如何抢手，我还记忆犹新。这一期的每一本《安徽文学》后面，都排着长长的等待阅读的队伍，大家上课时放在课桌底下偷着读，熄灯后借着走廊的灯光读，《还魂草》成了大家不可不读的作品，成了课前课后谈论的重要话题。

那时，毛泽东的送瘟神诗二首，我们都是读过的，而把我们真正带入“万户萧疏鬼唱歌”历史情境的却是《还魂草》。它让我们形象地感受到，一个古老村落的族长与血吸虫病所带来的阴森、恐怖、凄惨。江流善于在浓厚的环境氛围中去刻画人物，背景色调的明暗与人物内心的悲喜变化，是那么和谐地融为一体。如果说《还魂草》是一个村庄的家族史，一幅皖南山村的风俗画，一部血吸虫病治疗前后的真实记录，那都不是过誉之词。从这部小说中看出，江流学问淹博，有丰厚的风俗民情方面的生活积累，有很好的语言天赋与文字训练，对小说有不同时俗的理解，眼高手也高，且又不轻易出手。小试牛刀，就有一种大家气象，为那个时期的安徽小说创作园地，留下一篇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中篇小说。

世事难料，风云多变，这篇小说后来却被打成“大毒草”，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判与讨伐几未间断，批判与讨伐文字超过小说本身文字的几十倍之多。《还魂草》被视为“人性论”的样板，而谈到人性，那肯定就不属于无产阶级了。更可笑的是，有人竟把小说当纪实，组织专人去所谓的小说写作背景地进行调查，对号入座，认定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并非贫农而实系地主分子，是作者颠倒黑白别有用心。从此，江流运交华盖，小说创作之路猝然中断，一段写小说的最佳年华付诸东流。时代未能成全一个有才华的小说家，江流的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

扯得太远了，再说这本垃圾堆上捡回的《安徽文学》。

如果不进行清洁处理，这本刊物是无法捧读的，谁知那上面渍染的都是些什么脏东西。如果不把破烂卷角的页面捋平粘好，再弄上个牛皮纸封面，很快就会烂得不成样子，以致完全失去阅读功能。我从晚饭后一直弄到下半夜，才把这本刊物修整得像个样子。那时还没有胶带纸，只能剪出很窄的纸条，用浆糊把破烂处一点点粘好。第二天早晨，我又郑重地在牛皮纸封面上写下一段文字，记下捡拾与修整过程，免不了也有感喟与愤激之言。具体文字我一句也不记得了，但“大时代的小插曲”这句话肯定是有的，要不然，江流为什么会有这句话，且在这句话上加上引号呢？

这本杂志流入我手是个偶然，而最终被江流看到则更加偶然。

两年后，我所熟悉的孙小兰调进《安徽文学》当编辑。一次，我们在合肥见面，海阔天空地谈起来，她问我：你读过江流的《还魂草》吗？听说那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说。我说读过。她很遗憾，说经过一场文化浩劫，这部小说再也找不到了，连江流那里也没有了——江流此时已是《安徽文学》主编。我得意地向她炫耀，我有哇！这意外的惊喜让她立即兴奋地站了起来，紧逼着我，要我赶快寄绐她读一读。回到芜湖后，我就把刊物挂号寄给了她，并要她读完后尽快还给我。

孙小兰是个很讲信用的人，这一次却再三推延归还日期，理由是要读的人太多，让她没有办法，但她向我保证肯定不会把刊物弄丢。又过了些时候，她很不好意思地跟我商量：这本刊物你能不能不要了呢？我几乎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感到奇怪，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追问是谁留下了这本刊物，或是在谁的手里传没有了。也许是直觉告诉我，江流会留下这本刊物，他要把这个历经劫难失散多年的孩子带回家。

这段历史，是我看到江流写在小说集扉页上的那段话之后，才在心里串起来的。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把我调来的到底是谁。此后，我与江流在同一个编辑部共事近十年，但彼此都没有提及调动的事情。我只是在他去世五年之后，才在《安徽文学》上写了篇文章，回忆起这段往事。他见微知著，不随流俗，能从一件小事上去判断一个末曾谋面也从未打过交道的人，给予信任，给予提携，从而改变了我学非所用的生命轨迹，这已经让我感激不尽。而他一直不让我有表露感激的机会，这种做人做事的境界，则永远让我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