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转型的第三个条件是经济上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立宪派就是建立在中国有了新的经济因素基础上的。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几乎没有工业，中国的企业都是1870年以后出现的，最初几乎都是以军工企业为主，没有什么民用工业。中国早期的企业除了几家官办的大企业之外，其余都是外国人办的，中国人开始有自己的民营企业，真正起步是在1895年以后，是在签定《马关条约》之后。《马关条约》是一个屈辱的条约，要赔款、割地。这个条约里面有一条就是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立工厂。正是这个条款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本土的有识之士，其中就包括张謇。他是1894年的状元，1895年他正好在家守制，他父亲死了，按照惯例，他要在家守孝。就在这个期间他在南通创办了一个有名的大生纱厂。与此同时，在交通发达的长江流域开始出现一些带有民营性质的企业。这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真正起点，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屈辱的《马关条约》刺激之下产生的。到清朝灭亡之前，民营企业已初成气候。特别重要的是清王朝居然从1905年到1909年间，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法规。从今天来看，那个年代连破产法都有了。那个时代其实有很多东西已经走到非常前面，从这些经济立法的脚步可以知道当时中国民营经济的状态，这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实践，空洞的立法怎么可能出现呢？一般来说都是实践推动立法，当然也有例外。新的工商业的崛起意味着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政治运作方式面临着被淘汰的可能性。王朝必须要更新自己的统治方式，更新政治结构。慈禧在1906年9月1日颁布的预备立宪诏书可以说就是一种回应。预备立宪之后的中国就不是一个朝廷说了算的中国，实际上当时已经是几种力量并存。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力量的推动是绝对不能忽略的一个环节。

清朝末年发生了三次非常大的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骨干大多数是社会上相对有钱一点的人，至少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士绅、资本家，开当铺、钱庄的人，一些家里有私产的人，这些人是有钱人，有身份的人，同时又都是读书人，他们有文化，又有经济的支撑。在这场历时两年、先后有三次高潮的国会请愿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政府当时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不是来自革命党人，而是来自社会中层强烈要求社会变革的这种挑战。这些人在社会的变化当中已经看到了必须顺应这种变化的大势。他们认为如果继续延续旧的统治方式，君主传统将保不住，另一方面也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他们要发展经济，要争得更大的发言权都必须要推动君主立宪，就要把预备立宪变成真的立宪，这符合中产阶级以上的最大利益，他们面临的最大对手是晚清贵族，连袁世凯这样的汉族重臣，他们的屁股也开始坐到立宪运动的板凳上来。整个中国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只不过我们从来不把有钱人参政议政的愿望当作是革命，认为那个是改良，是资产阶级的。我认为恰恰他们是真正的革命，因为他们会带来一些全新的制度，而有一些主张重新洗牌、暴力革命的人反而可能是要复制前面的制度，这一点，历史已经向我们一再地证明过了。暴力革命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专制，而不是真正的解放。解放只有在一个意义上才有可能成为真实的解放，那就是自我解放，自己解放自己。别人给你的解放都是要打问号的，人家怎么可能解放你呢？如果说承认别人有解放你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承认世上有救世主，只有救世主才可以解放别人，社会的解放是自我解放的过程，个人的解放也是自我解放的过程。我觉得当时的社会假如不发生辛亥革命，就按君主立宪的道路走下去，也完全有可能走通的。

但历史不能假设，只能按照已经发生的记录下来。清朝到了1910年都还有一个机会，这是大清王朝的最后机会，但他们也失去了。当时状元实业家张謇已经办了十四年企业，手里掌握巨大的资本，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威震东南的社会新兴阶层的领袖人物，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在一次跟外商见面的宴会上，透露了一些不寻常的信息。这个外商有写日记的习惯，记下了他们一次饭桌上的对话，张謇竟然在不经意中流露了对清王朝的不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像张謇这样状元出身的士绅阶层都已经跟清王朝离心离德了。1910年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异心，对王室不忠的异心。在这个之前，他们都非常热心地去做国会请愿运动。结果他们一次、两次、三次遭到拒绝，实际上双方争夺的焦点是一张时间表。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的分歧就是一张时间表的问题。清王朝那个时间表的分歧非常小，双方的要求只相差两年。民间的要求是立即立宪、开国会、颁布宪法，朝廷给的答案是再拖两年到1913年再解决，但是1913年就来不及了，辛亥革命在1911年爆发。如果说立宪运动的要求被清廷接受，和平转型在那一刻就实现了。国会开了、宪法颁布了，君主就是有限制的君主，君主立宪的框架就可以确立起来。我们不知道清廷拒绝这些要求的非常具体的原因，但是可以知道当时的清廷也面临着自己的一些问题，这是专制统治带来的必然的东西。它的皇帝是个小孩，是由摄政王载沣来具体管理国家政事，但是载沣又受到隆裕太后的制约，所以整个中国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了算，是一个多头政治的状态，不是一个有绝对权威的时代，载沣不是，隆裕也不是，她虽然可以约束摄政王，但不能具体管理国事，这样的一个状况也是不利于变革。为什么台湾变得特别顺利，是因为蒋经国拥有绝对的权威。我们看纪录片可以知道，1987年的蒋经国是一个轮椅上的、风烛残年、病入膏肓的人，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说话都非常吃力，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只说了一百零四个字，包括好几个口号在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居然有能力做出重大的转折性的决定，就是因为他的权威，绝对权威，他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没有其他人指手画脚。国民党在开放党禁、做出这样的决定时，内部并没有达成高度的统一，没有中委开会充分讨论、做出决定，就是蒋经国决定了就可以了。人家服从他、信任他。权威有时候也有权威的好处。历史经常有这样的悖论。清朝末年缺乏一个说了算的权威，也使它失去了一个接受民间要求迅速开国会、立宪法的可能性，接下来辛亥革命发生了。辛亥革命是有限的暴力革命，不是无节制的暴力，杀虐不是很重，而且时间很短，没有发生大的南北战争。这个辛亥革命看起来就是整个清末民初和平转型进程中的一支插曲，一支类似于放鞭炮的庆祝性的插曲。

和平转型的重心从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春天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上的黄金时代。中国的报纸一下子出现了五百多种，今天听来，认为五百是一个小数字，但在那个年代有五百多种报纸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政党和具有政党性质的社会团体一夜之间冒出了几百个，当然经过分化以后留下来的不多。 1912年冬天参众两院的选举和咨议局的选举也有很大的相同之处。选民资格的四个条件：一是文化程度，相当于小学文化强调同等学力，那个年代的人不重视文凭而重视能力。第二个条件是财产的限制，我们看西方的选举史一直就有这种限制性条款。 虽然有条件限制，选举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个别的越轨，包括极少数的买选票行为。但这并不表明选举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恰恰说明了这种选举可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全新的共和国，当时叫中华民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来可以慢慢改变的，这次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非常有意思，有人把咨议局和这次选举产生的议员作了一个比较，咨议局议员大都有旧的科举功名，秀才以上，有的是举人，有的甚至是进士，以秀才为主，有个别是新式学堂出身，也有从海外归来的，但是不占主流。就年龄比例来说，四十岁以上的人占多数。到了民国，选出来的参众两院代表平均年龄是三十六岁，都是少壮，学历有个别是旧科举功名的，绝大部分是新学的，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或者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一下子面目全新。当时这个两会选举结束，宋教仁就踌躇满志、志得意满，认为成功了，袁世凯已经成了掌中之物了。因为宋教仁所领导的国民党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席位，掌握了参众两院的多数。那个时候的法律是总统制和内阁制相结合，内阁总理要由多数党的领袖担任，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意味着作为实际党魁的宋教仁将成为总理。当时还有一条法律规定，总统签署的任何法律都必须经过内阁副署。那就意味着袁世凯总统的绝对权力受到限制。所以宋教仁非常兴奋，以为凭宪法、国会和内阁这三样法宝就可以约束旧官僚、旧军阀，让中国走上宪政的轨道。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讲演，其中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革命党就是要拿出铁血的精神拼命，现在我们是普通政党，就要拿出自己的政纲来去跟他们奋斗。这几句话非常到位，三言两语就把复杂的东西说清楚，说明白了。普通政党就不是天生的执政党，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选举的基础上的，没有足够的选票，你就得在野。1913年的春天，宋教仁实际上已经胜利在握，但就在这一刻他被暗杀了。中国第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被1913年的3月20日上海火车站的一声枪响终结了。民国初年的两院选举是完全建立在晚清宪政的基础上的，中间的辛亥革命是个插曲，它并没有中断和平转型的进程。一个社会在大的变迁过程中，怎样不发生大的动荡、大的冲突，怎样避免出现长期的乱局，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结局，这是需要政治家、知识分子、民间社会的精英、企业家阶层，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人运用自己高度的理性，付出最大的努力去实现的，不是某一个党派、某一个组织可以做到的。历史变革的进程不是一家所决定的，包括那些暴力最强大的、大一统的新天下，在造成之前的那一刻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变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