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宋教仁被杀之后，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就选择了暴力反抗，组织了“二次革命”，战争主要发生在江西和南京，所以当时叫“赣宁之役”。之后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一直到了1927年以后，国民党用武力造成了一个新政权。 

到1937年以后，民族危机，又出现了新的变数，给中国带来再一次和平转型的新机会。这个机会是，抗日战争提供了一个国际大背景的条件，当时美国所代表的国际势力主张中国走和平的道路，这是大势所趋。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了中国一次重新凝聚人心的机会，也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当时人们把蒋介石奉为民族英雄。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高楼上面挂着巨幅画像，还有标语。还都南京的时候，蒋介石受到南京市民欢迎的热烈程度，也让我们今天很惊讶。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其实和平的呼声非常响亮。特别是国际压力，所以蒋介石才会一而再地从重庆发电报给毛泽东，请他到重庆来。这是在国际背景下发生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当时的中国存在着几大势力，最大的当然是国、共两党，双方都掌握着庞大的武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在这两个集团之外还存在着非常有号召力的第三种力量。这第三种力量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无数不同的群落构成的。其中最大的一股就是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在当年的实力可能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因为它当时起的是国共之间平衡的作用，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庞然大物，都是显赫的政治人物。罗隆基一生最扬眉吐气的时候就是1945年秋天到1946年春天。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不靠子弹，而靠才智发言的时代。每一种不同的政治主张，每一个不同的政治派别，每一个不同的社会团体都可以坐下来对话。尽管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但是可以讨论，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讨论完了，双方还可以握手言欢。政协会议就是因为当时中国存在好几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才需要坐下来协商。“政治协商”这个名词不是共产党人起的，而是法学家出身的国民党高官王世杰起的。那个“政治协商”是真的协商，双方有可能是对立的，分歧很严重，但是可以坐下来协商。当时还有另外一种很重要的力量，没有能够进入政治协商的格局当中的社会团体，批评他们那些党派开的是分赃会议。中国这么大，怎么只有这么几家坐下来谈，其他人怎么办？跟这些党派都没有关系的人更多。那个时候选择各种政治党派基本上是基于信仰，当然也有机会主义的人，这个永远都避免不了。有一个党叫中国青年党，是跟国共两党同时崛起的一个党，它是1925年在巴黎成立的国家主义派别。这个政党鼎盛时期党员有四、五万人，大部分分布在文化、教育等岗位上。中国青年党一度是民盟的三派之一，后来分裂出来。民盟为什么影响比青年党大，因为民盟都是中上层的知识分子。参加政协会议，能够坐在桌子上谈判的代表，国民党八个、共产党七个、民盟九个、青年党五个、无党无派五个，有出版家王云五、报人胡政之、实业家缪云台、学者傅斯年、作家郭沫若，其中郭沫若是红色背景。这样一些人坐下来讨论，讨价还价，刀光剑影，唇枪舌战，最后终于达成了五个历史性的文献，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的基本原则，非常的细致，里面的很多东西今天看来都非常好，不仅仅具有历史的价值。 包括改组国民党主控的国民政府方案，连怎么样分配的比例都有了。包括选举一个孙中山所设计的国民大会，代表比例怎么分配，原来的老代表承不承认，这个争论是最激烈的。还有一个共同纲领性质的《建国纲领》，也达成了原则性共识。除了这四个“文”的方案，还有一个“武”的军事整编方案，共产党下属的军队和国民政府的军队按什么比例整编都已经谈妥了。如果按这五个方案去做，抗日战争的胜利就给中国带来了一次空前的和平转型机会，就把中国这个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带入了货真价实的共和国。

但是我们知道，历史的结局是没有人去执行这五个协议，最终还是以武力决出了胜负。为什么这么大的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这个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我们会接不住？对此，我个人有几个不成熟的看法。其中一个原因是，历史学家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说，如果中国同时并存两个拥有武装的打天下集团，必然要一家吃掉另一家，否则是不会罢休的。他的这个说法放在1946年的中国来看也是基本成立的。国共双方都掌握着大规模的武力，要用和平的手段化解战争、化干戈为玉帛，组成一个民主政府，本身就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要负责任。当时民盟非常有影响力的那些知识分子其实骨子里面都普遍有一种思想上的模糊，这有时代的原因，他们对苏联完全不了解，一知半解、雾里看花。民盟有一个中常委张东荪，是一个哲学家，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民主社会主义，又叫做新民主主义，跟毛泽东的表述完全是同一个词，但里面的内容略有区别，但大同小异，最根本的是八个字“民主政治、计划经济”。当时很大一批知识分子、精英骨子里面信仰的是这八个字，他们认为英美提供了民主政治的样板，苏联提供了计划经济的样板，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不好，有些人穷，有些人富，计划经济好，由国家按计划来搞经济。他们没有看到苏联本国发生的问题，比如饥荒，这些负面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认为苏联解决了人类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的一些问题，比如分配不公等问题。他们设想，如果把苏联和英美加起来就是人类最完美的模式。他们忽略了在任何一种政治模式或社会制度当中都存在着不足和缺陷。这个不足和缺陷不能靠“1+1”去解决，把不同的制度加在一起，而是要看哪一种制度具有更强的自我更新能力，自我反省的能力。那个时候他们还看不到这些，所以民盟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倾向于左的，都是中间偏左，只有小部分是中间偏右。这就意味着在有武力的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本身就带有倾向性，不是站在完全中立的立场上，这是导致和平转型破产的一个因素之一。第三个原因，我们不排除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国际势力，特别是苏联起了一些作用，当然这需要更多的史料来论证。

历史留给我们中国人和平转型的机会是很少的，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都是暴力造成的，连伟大的、创立民国的孙中山，1920年初在上海见到张国焘、许德珩这些“五四”学生时，竟然对他们说，你们搞五四运动，上街游行喊口号很了不起，有点作用，但这只是赤手空拳，我给你们五百支枪，你们敢去干吗？这番话流露出来的那种心态大成问题。就是说连孙中山这样的呼吸到西方文明的政治领袖身上也带有很强的暴力倾向，最终走的道路就是黄埔建军，直接导致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这是国民党专政的政府，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连孙中山这样的人，现在看来已经够伟大，要给他足够多的正面评价，但就是他这样的人物身上也带有这么强烈的暴力决定论倾向，要让中国人从暴力的传统当中超越出来，确实非常艰难。

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在几十年之内先后流失，可能带有某种必然性。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宿命。我非常喜欢六个字“尽人事、听天命”，不是说一种宿命。在大的历史变迁当中，有时候，人的计算、努力，都是非常有局限的。当然，这些努力在很长的一个时间里不是完全无效的，总是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刻上一刀，留下一道痕迹。真正决定历史变化的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努力背后，类似于我们经济学上讲的“看不见的手”这样的东西，我把这个叫做“天命”，跟中国传统文化讲的天命不太一样。传统的天命，讲皇帝是天命，君权神授那些东西。在人力无法到达的地方还是有一些非常强大的、改变历史的因素，和平也好，暴力也好，这些事情发生了，是无法挽回的。历史的一次扭转可能就是几十年、上百年，几十年、上百年在漫长的编年史当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有时候只要写一句话就足够了。比如说我们写西方的中世纪，“黑暗的中世纪一千年”一句话就够了，其他的可以忽略不计。比如说，未来五百年之后去写历史，当代史也许只需要几个字去表述，我们也不知道，今天是个未知数。这就是天命，是我们无法控制、无法把握的。但是我们可以尽人事，可以去做我们可以做到的那些事。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做的这一切，很可能没有结果，但是它不会等于零，为什么不会等于零，因为它可能在编年史的竹简当中留下一道一道小小的划痕，这个划痕也许很轻，但是它会留下。因为历史是一根链条，每一个环节都不可缺少，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紧扣。古往今来，无论多么显赫的权势人物都在历史中化为烟尘，化为粪土。所以众生平等，每一个人的努力都不会等于零，历史是由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细节的努力共同构成的。一个社会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实现制度的转型，有的时候就取决于千千万万具体的个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努力。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理性的、清醒的、适当的，那么历史向正确的方向转化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地加大。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式的、狂热的义和团式、新左派式的，在某一个时段看起来也许都有些道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上接113页）这种现象多少带点规律性，是值得研究的一种文艺现象。但我想，这个“何其芳现象”似乎还应包容着更为复杂更为广泛的内容。那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经过多年的磨砺，“修成正果”之后，脑子里可能会装上了一些那个时代颇为流行的“左”的思想元素，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上“左”的印记，这样，在他们处理事务或治学时就难免会产生他们所始料未及的不良后果，甚而至于会伤害了别人。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些有着善良愿望的人，他之所作所为也不一定总是正确的。因为，任何的智者、圣者也总是难以完全摆脱社会意识形态（或者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的影响。也许，这也属于胡风所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之一种吧。何其芳是一个热情、正直、心地坦荡的学人，虽然他的文章难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如果有，那也是不自觉的流露。或着说，他也是在认真地宣传他认为是正确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