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跟顺弟结婚的故事，最可能的，就是传统的媒妁之言。事实上，胡适在描写“太子会上巧遇”这一段以后，写胡传的伯母替胡传作媒，去顺弟家提亲那一段对话，可能是最近真实的。我们已经在上文引了胡传的伯母说的话：“我家三哥有点怪脾气。他今年写信回来，说，一定要讨一个做庄稼人家的女儿。”胡适在〈四十自述〉改订残稿有一句划掉的话，跟这个说法一致，他说：“我父亲写信回家，说要娶一个农家女儿，因为农家女子的身体最健，不像［以下缺。亦即：不像第二任妻子曹氏死于肺病 ］”。其实，胡传自己也留下了纪录。胡传在日记里的叙述，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传统日记体例的限制，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习俗，则完全没有在婚前打量过对方的痕迹：

［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十六日［农历］，行五十里，抵家……

二十一日，遣媒人订约于冯姓，择定三月十二日迎娶。

……

三月十一日，遣舆诣七都中屯迎娶冯氏。

十二日，冯氏至。行合卺礼。谒庙。

十三日、十四日，宴客……

四月初六日，往中屯，叩见岳丈岳母。

初七日，由中屯归……

五月初九日，起程赴沪，天雨，行五十五里，宿旌之新桥。

冯顺弟是1873年农历四月生的。她跟胡传1889年3月结婚的时候，才快满十六岁，胡传那年四十八岁。胡适透过月吉先生，这样描述他母亲的长相：“圆圆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的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有关顺弟那一头落地的长发，胡颂平作了这样的描述：“冯太夫人身高五尺三寸，但发长五尺八寸。每次梳头时，都要站在矮凳上，分三节来梳。第一节梳好了，用头绳扎住，再梳第二节、第三节。一次梳头要费三点多钟。”他声明这是胡适和江冬秀亲口跟他说的。

胡传和顺弟的新婚生活显然是很美满的。1891年，胡传被派为淞沪厘卡总巡以后，他们从苏州搬到上海。胡适就在这年12月17日出生。那年，顺弟才十八岁。只可惜好景不长，胡传被调往台湾。他在1892年3月启程赴台，把妻子和才几个月大的儿子留在上海川沙，大概就住在他们家在川沙的茶行里，在那里一住就是一年。一直要等胡传被任命为台南盐务总局提调以后，顺弟才带着胡适，在四叔、二哥、三哥的照应下，于1893年4月到台南和胡传团聚。没想到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胡传又在第二年六月被调任为台东直隶州知州。由于台东是新设的州，一切草创，胡传便把顺弟和胡适留在台南。顺弟和胡适一直要到1894年1月初，才到台东和胡传团聚。他们一家人在台东住了整一年。

胡传、顺弟的燕尔，以及他们一家三口在这几年间的快乐生活，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想象的描述：“我父又很爱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认字读书，这几年的生活是很快乐的。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作教师，母亲便在旁作助教。我认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纪念。”

俗话说，天不从人愿。胡传夫妇的恩爱以及一家三口的天伦之乐，也就只有这短短五年不到的时光，其中还不包括他们因为胡传一再被调任而分别的时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2月，胡传请他的四叔把顺弟和胡适送回家乡上庄村，只留他二哥在台东。那年四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胡传一直要到6月25日才离开台东。那时，电报已不通，饷源也已断绝。胡传的脚气病已经很严重，双脚浮肿，已经不能动了。他8月18日到厦门，四天以后就死在当地。胡传死的时侯五十四岁，顺弟则才刚满二十二岁又三个月。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

顺弟作为胡传的第三任妻子，结婚才不到六年半，二十二岁就成了寡妇。前妻留下来的三男三女，一半比她还大。胡传的大女儿比顺弟大七岁，顺弟过门的时候，这个大女儿已经出嫁了，而且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二女儿比顺弟大五岁，从小就抱给人家了。大儿子比顺弟大两岁，在顺弟过门后三天，他也娶亲了。三女儿比顺弟小三岁，二哥、三哥这对双胞胎，比顺弟小四岁。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最为感人的描述，可能就是他描写他母亲作为一个寡妇、后母在大家庭里容忍的功夫。例如，说到同父异母的大哥：

大哥从小就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订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作好作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