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到无籽葡萄也被称为“奇石蜜食（奇什米什）”，只取中间两个字便是“石蜜”。根据《本草纲目》的解说，似乎石蜜是指冰糖。不过，也有人认为，同样是“石蜜”这个词，在某个时期是指“奇石蜜食”。据说在魏文帝（220—226年在位）的诏书中，曾把南方的龙眼、荔枝和西域的葡萄、石蜜并列。龙眼和荔枝都是水果，与之同列的必然也是水果。或许，3世纪初，石蜜就是指无籽葡萄也说不定——这是从前文引用的乾隆帝诗作的注解中得出的推测。

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一带过去被中国称为“石国”。“塔什”在突厥语中指石头，“塔什干”即石城之意。关于此地，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作“赭时国”。“赭时”在波斯语中也是石头的意思。在中国的史书中，也有写成“者舌”、“拓支”、“察赤”的例子。汉字的“石”字与其发音相近，“石国”这个名字兼顾含义和发音，堪称理想的翻译。

也许因为它是产于石国味甜如蜜的水果，所以才被名为石蜜。据说无籽葡萄的原产地是布哈拉，位置就在塔什干附近。

如此说来，我觉得石榴的“石”或许也是因为产自石国而得名。不过，石榴好像是从“安石榴”简化而来的，一直被认为是安石所产。从发音来看，安石国应当是“安息”——现在伊朗至阿富汗一带。

不少人认为，从西域引入石榴的是汉武帝时期的张骞。这是个没有根据的说法。我认为葡萄应当是在东西方贸易往来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传入中国。

葡萄不喜湿润，是一种不易侍弄的植物。而石榴并不那么费事，它应当也是在不知不觉间遍及了东方世界。

石榴也写作“若榴”，它的日文发音“杂库罗”应当是音译自后者。“榴”字则是从“瘤”变化而来的，因树上多木瘤，故以“榴”命名。

进口自由化之后，外国水果大量进入日本市场。最近也能在水果店见到加利福尼亚出产的大石榴，这让我觉得十分亲切，我决定买来尝尝。这种比拳头还大的石榴我曾在新疆的吐鲁番吃过。西域的石榴个头大，而且不像日本的石榴那么酸。甜味浓厚，堪称美味。

一个人的味觉，因当时的身体状况以及周围的气氛不同，会有相当大的差别。尤其是味觉记忆，应当说是人的感官记忆中最不准确的一种。以我不那么确切的味觉记忆，我感觉吐鲁番的大石榴与加利福尼亚出产的石榴，在味道上几乎是一样的。

在西域那么粗放的土地上生长，一定会长出大得出奇的水果吧。可以想见，这样的水果被移植到东方后逐渐变得小巧。日本的石榴不但酸，而且颗粒细小，如果要一粒一粒地吃会很费事，所以嫌麻烦的人大都对它敬而远之。我想建议这类人不妨尝试一下大石榴，相信对石榴的成见一定会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

在中国的古文献中，不时会有关于特大石榴的记载。个头变小的石榴因土壤等条件不同，有可能会返祖归宗地长出特大的果实。

《洛阳伽蓝记》记录着6世纪前后北魏国都洛阳的情况。

北魏是鲜卑族的拓跋氏创建的王朝。关于鲜卑族的由来，有说来自东胡的，总之，是来自塞外的北方民族。他们放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为了成为中华文明正统的后继者，于493年把国都从平城（今陕西省大同市）迁到了洛阳，甚至在朝廷中禁止使用本民族的鲜卑语。在他们看来，中华文明光辉灿烂，是值得向往的先进目标。

鲜卑族建造的都城洛阳是对这种向往的实现。因工匠多是汉族，建成的是一座汉族样式的国都。从东汉时期开始，这座城市就居住着众多的西域商人。他们建造了寄托信仰的寺院，即洛阳白马寺。

佛教在中国广为普及之前，就已作为住在中国的西域人的宗教而存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对佛教似乎并不关心。

然而6世纪左右的洛阳已经呈现出一派佛教都市的景象。伽蓝处处，其中有不少是像永宁寺、景明寺那样的大型寺院。不论在建筑的规模上，还是从寺院的历史来看，仍然以白马寺最为出类拔萃。

《洛阳伽蓝记》第四卷有关于白马寺的记述。

据说白马寺的浮图（塔）处，种植着荼林与葡萄。荼林也作“涂林”，传说因张骞自涂林国得石榴，故以国名转而指石榴。在由西域人最初建立的寺院塔前，种植与西域有渊源的石榴和葡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而且这些石榴和葡萄

——异于余处。

它们跟常见的石榴和葡萄不一样。书中还说，葡萄的颗粒大于枣，石榴的果实重达七斤。

度量衡的单位因时代不同而变化，现在的一斤为五百克的标准大致形成于唐代以后，此前的一斤约为二百二十二克。即使按汉代的一斤等于二百二十二克来计算，北魏时的七斤也重达一点五公斤以上，不得不说这实在是大得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