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著游记有幸留存的求法僧，玄奘之前有法显，之后有义净。

法显常常被拿来与玄奘作比较。同是历尽艰险到达天竺，居住多年后回到中国，但两者相反之处其实更明显。两人都从长安出发，法显出发的时间是399年，玄奘是629年，其间相隔整整230年。出发时法显六十四岁，玄奘二十七岁（关于两者的出生年代有各种说法，但诸说相差不过两三年）。对我来说，两人出发时的年龄差距最值得关注。

玄奘于太宗贞观三年（620）踏上旅途，时值初唐兴盛时期。自隋朝统一中国之后，时间刚过去四十年，正是天下太平之时。繁花似锦的时局之下，不，应当说就像被生机勃勃的时代潮流推动之下，年仅二十七岁的玄奘从长安启程了。

法显上路的时候，正当五胡十六国大分裂的时代。长安城中几易其主，从前秦到西燕再到后秦，时局如走马灯一般变幻不定，这些政权分别是由氐人、匈奴、羌人等非汉族建立的。遍地是弱肉强食的景象，绝非国泰民安的和平年代。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条件下，年届六十四岁的法显拖着年迈的身躯踏上了旅途。

玄奘于十六年后，法显于十三年后回到中国。即便时间过去了十六年，玄奘也才四十多岁，正当身强力壮的时候。与之相比，法显已是年近八十的老翁。

法显的天竺之行给我们带来的是无比的勇气。他以六十四岁高龄穿过西域大沙漠，翻越酷寒的大雪山前往天竺，这果敢的行为绝不是懦弱之徒能够做到的。法显的事迹尤其能激励那些已届老年或将届老年的人。

敦煌位于前往西域的入口处，但法显从长安出发后没有径直前往那里。身在乱世，不得不回避纷争之地，路费也只能依靠布施筹措。他的前进路线因此变得迂回曲折。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战乱无止无休。法显出发的第二年，正是“好太王碑”所记的十年庚子，即高句丽派遣五万军队救援新罗的那一年。

法显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个伙伴，他们从长安出发起就与法显一路同行。在张掖又加入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从于阗开始，又有慧达加入他们的行列。连法显在内一共十一人，他们有的途中返回，有的滞留某地，还有的客死他乡，遂行初志的只有法显一人。

法显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行路中，无居民。涉行（沙漠中的行进）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

法显这样写道。他不是超人，肉体上只是个普通的老年人，也是一个曾在小雪山为衰竭而逝的慧景抚尸痛哭的人。

同行者中智严抵达克什米尔后返回长安，之后又从海路前往天竺，据说他后来在克什米尔终享天年。宝云抵达北印度后遂回国从事译经的事业，道整滞留天竺再也没有回国。

法显并不是最早的求法僧。在他之前约一百四十年，魏人朱士行以及与法显大致同时期的庐山慧远弟子法净、法领，也曾为求法前往西域。

比法显早一百多年前往西域的朱士行不但是最初的求法僧，也是第一个出家的中国人。

东汉的王公贵族在宫殿里供奉金光灿烂的佛像，不过是为了欣赏其中的异国情调，尚不能被称为信仰，更不用说从中出现一两个出家者。

就现有记载来看，3世纪三国时代的魏国人朱士行是正式受戒出家的天字第一号。朱士行是颍川（河南省）人，出家后曾在洛阳讲授《道行般若经》，他感觉经文有译理不通之处，为探求梵文原本，于甘露五年（260）离开长安。朱士行去到于阗，求得期望的原典，由弟子将原典带回，他自己却停留原地，最后在那里去世。

第一个出家人也是第一个求法僧，这难道是中国佛教的宿命吗？

大致与法显处于同一时期的庐山慧远的弟子——法净、法领等人，也到达于阗，并在那里取得佛典，但他们从此滞留当地，不曾前往天竺。

于阗位于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距离印度仍有着遥远的路途。

或许还有在中途倒下的人、去到天竺不再返回的人、不曾留下记录的人，等等，但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抵达天竺的第一人是法显。在踏上北天竺的土地之前，他在西域旅行了约三年时间。那时他已六十七岁了。

法显的游记通常被叫做《法显传》，别名也叫《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等等。据书中记载，法显出敦煌后，历时十七日到达鄯善国。

所谓鄯善，就是位于罗布泊湖畔的楼兰古国。如众所周知，楼兰遗址如今已半掩于沙土之中。

据法显所见，该国地势崎岖，土地贫瘠。自此向西北行十五日抵达夷国，这就是《大唐西域记》在开头部分提到的阿耆尼国，位于现在的焉耆回族自治县一带。当时夷国人似不通礼仪，对法显一行态度冷淡。

离开那里之后又耗时三十五天，终于抵达于阗国。

这里生活丰乐，人民富裕。经过土地贫瘠的鄯善、居民无礼的夷，终于来到国泰民安的于阗，法显一行一定大大松了一口气。这里有僧侣数万，他们的饮食都由国王供给，被称为“众食”。普通人家都在门前立一座小塔，岁名曰小塔，但最小的也有两丈多高。当时的丈比现在稍短，约二点五米。即使如此，塔高仍达五米以上。各家在门前立塔，并在塔周围建造四方形的僧房，专供行游僧侣居住。

真可谓僧人的乐土。

在此之前，以朱士行为始，求法僧的先驱们都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不再前行也是情有可原。

来路之艰险，用言语难以形容，而前方的旅程只会更加困难重重。历经贫瘠的土地和非礼的待遇之后，来到这片僧人的乐土。

——就是这里了。

大概谁都会这么想吧。

然而法显选择的是继续前行。他在于阗停留了三个月，不过是想参观“行像”的仪式，而并非要把于阗当作旅途的终点。

所谓行像，是把佛像置于装饰华美的宝车之上，在城中四处巡游的仪式。

从这段解释，我们自然联想到日本神社祭礼中的巡行仪式。于阗的行像宝车高三丈余，饰以七宝，覆盖着绘幡盖，整体形状类似于袛园祭的彩车。

承载行像的宝车在城外建造，寺中本尊置于其上，胁侍的菩萨及诸神紧随其后。法显描述其“金银雕莹”，也许本尊以外的菩萨神像的座驾都是临时建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