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著名阴阳学家叶九升在《地理大成山法全书》中将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分为两大类。一类称之为“地利”之学，即为了识别道路远近、审视山川险易或测量地势高低等实际目的所做的地理研究；另一类称之为“地脉”之学，即出于勘验风水和命运占卜等目的所做的堪舆研究。

正如叶九升所言，中国古代地图的确可分为实用和堪舆两大类。实用之图的作用是帮助人们了解自然地理状况，而堪舆之图则是出于华夏民族的信仰。我们谈论九鼎图时曾提及《左传》中的一段记载：周定王的使节向楚王讲解九鼎时称，九鼎是“协于上下，以承天体”。与九鼎一样，中国古人绘制堪舆地图的目的是为了承转天意。

“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礼之观念的萌生以及礼仪制度的雏形，甚至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以前的夏、商、周三代。“礼”的内容非常丰富，然而在缛礼烦仪的古代礼仪之中，“祀天祭地”是一个永恒不变的重要内容。“祀天祭地”的礼仪起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关天、地、人关系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地是万物的载体，地上万物都应遵循自然规律，这种规律是天意的体现；人必须顺从自然规律和天的意志，而皇帝则是传达天意的人杰，他应当进行“祀天祭地”。正如《汉书》所载：对皇帝而言，承转上天规定的秩序是其最重要的责任。为了承转上天的意愿皇帝必须注重礼拜天地，因此君王都必须尽心尽力地制定礼拜天地的制度。

由于古人认为承转上天规定的秩序是皇帝的一项重任，祀天祭地在古代社会被视为一件国家大事。《左传》称，国家大事无非分为两种，一是祀天祭地，二是军事征伐。3《三国志》也记载：但凡君王立国建都，首先应确定祀天祭地礼仪所在的位置。4祀天祭地包括“祀天”和“祭地”两部分。“祀天”是对天的崇拜，在阴阳五行中属阳性；“祭地”也称“社祭”，是对地的崇拜，在阴阳五行中属阴性。而地图则是“祭地”仪式中不可缺少的“礼”品。

中国古代有关祭地的最早记载，可见于两千多年以前成书的《周礼》。但在汉朝之前，对祭地的方式并没有统一的规定。自汉文帝始（公元前2世纪），祭地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礼仪。汉代之后，历届封建朝廷基本上承袭汉制礼仪，直至清朝末年。

中国古代祭地礼仪的规则主要包括：祭坛为方丘，且位于都城之北；1将牺牲祭品埋在祭坛北侧；2祭地仪式中，皇帝面朝北方。3祭地时祭坛上、下摆有许多社祭用品，地图就是其中之一。《周礼注疏》记载：祀拜苍天必须配有天文图，祭拜大地必须配有地图。4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郊祀志》中也说：祀拜苍天须用天文图，祭拜大地须用地图，画有日、月、北斗的为天文图，画有山川的为地图。5《汉书·律历志》也载：祭拜大地，应用正方形地图表现出大地的形状。6《通典》和《后汉书·祭祀志》也均有关于地图作为祭地供品的记载。7《十洲记》记述说：汉武帝曾经要求东方朔绘出载有东海、南海、西海和北海的地图，汉武帝得此图后将其随身携带，并常对此图行礼朝拜。8《文献通考·郊社考》记载了公元56年汉光武帝的一次祭拜仪式，此仪式在汉朝国都正北方举行，仪式上摆有地图、神像和供品。9

在上述史料记载中，地图被称为“地理”。“地理”最初是易学中的概念，它专指用于“祭地”或占卜的地图，这种地图通常描绘出山脉、河流、海洋以及地域轮廓。

汉朝之后，许多封建王朝承袭汉制，在祭地仪式中将地图作为祭品。《元典章·崇祭祀》记载了元朝皇帝数次祭地礼仪，从记述中可以看出，每次祭地礼仪都使用了地图。

作为祭品的地图，在方位、形状和内容方面必须服从祭地礼仪的要求。祭地是对土地的崇拜，故用于祭地的地图必须画有陆地、海洋、山川、江河。古人以正方形表示静止不动的大地；从其形，摆放在正方形祭坛旁边的地图也必须是正方形。祭地礼仪的朝向为北方；顺其向，祭地礼仪中摆设的地图也必须是以北为上方。

中国古代制作地图的另一个特殊目的就是用于占卜。地图占卜起源于易学。这种哲学认为，地图是连接天地、反映天意的神物，从中既可以预测上天赐予的吉祥，也可窥测出天意安排的凶灾。有关古人将地图用于占卜的最早记载可见于孔子编撰的《尚书·洛诰》。此书记述说，古人通过观察河水进行占卜，并且通过绘制地图反映占卜的结果。

中国古代占卜有多种方术，占星术是其中之一。占星术源于原始的宗教信仰。古人认为天是最高的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人间万事都必须顺应天意。地上的人和事，在天界都有对应的星宿或星象。人间发生任何变化之前，对应的星宿或星象会出现预兆。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易经》写道：通过观测星象的变化，可以察觉到政治局势的变迁。1基于这种哲学观，古人认为，天文观测能预报人间祸福。由于古人普遍相信“天人感应”的理论，中国历代皇帝极其重视对天象的观测和占验，并据此作为政治、人事、军事等决策的依据。《周礼》记载：君王创建国家时通过观测星象划分领地、设置官僚体系、并制定管理国家的准则，为此国家应设立负责天文观测的机构和主管官员，这些机构和官员将协助君王治理国家。2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期，中国划分为若干个诸侯国，其中七个最具实力。为了预测这七个诸侯国的兴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分别对应七个诸侯国。这种星宿分配就是古代“分野”理论的起源。战国之后，许多封建朝代基于分野的理论，以星象作为辖区划分、布兵设营以及官隶设置的参考依据。

中国古代军事活动也深受占星术的影响。古代战争不仅表现为激烈的武装冲突，同时也是占星术的诡谲对抗。公元前2世纪哲学著作《淮南子·兵略训》称：掌握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理解奖惩等阴阳法术，知悉遣兵方向，这些对战中取胜具有很大的帮助。3宋代《百战奇法》说道：凡派遣大军讨伐叛逆，必须观测天文，根据天象调兵遣将。4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帛书《天文气象占》，绘有二十九个彗星图形和十八个星宿名称，每个图形之下均有吉凶占文，且绝大多数与军事行动有关。

中国古代的国都建筑规划也受占星术的影响。北京故宫之所以称之为紫禁城，其名称源于紫微垣星宿。古人认为，紫微垣星宿是天神的居住地。1与其相对应，人间皇帝的起居地称之为“紫禁城”。北京故宫的东华门、西华门、左掖门、右掖门以及端门等名称也都源自一些星象的称谓。比如《史记·天官书第五》在描述太微垣星座时说：在上天的皇宫中，武将位于西方，文官位于东方。2据此，北京故宫院内，西南有武官进出的武英门和专为武官配备的武英殿，东南有文官进出的文华门和专为文官配备的文华殿；北京内城南侧有两个侧门，西边的侧门称之为“宣武门”，东边的侧门称之为“崇文门”。由此可见，占星术在北京古城的规划布局中曾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星象观测体系中，北极星是最主要的恒星，北斗七星也是最主要的星座。《论语·为政》称：政权以道德为中心，这如同北极星居众星之中。3《史记·天官书》也说：北斗七星是天上皇帝的坐骑，它位于天的正中央，阴阳五行、季节时令全部都围绕着北斗七星运转。

古人观测星象时，北极星不仅是最主要的参考依据，它还被视为“天心”。公元3世纪学者赵君卿在《周髀算经》的注释中写道：“北辰正居天之中央。”《后汉书·郎顗传》记载“北极亦为天辰”，对此记载中的“北极”一词唐朝学者李贤援引汉代李巡的注释称：“北极，天心也。”宋元之际学者俞琰也写道：天的正中心位于正北方向。5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北极星为天心的记载。除此之外，从一些出土文物也能看出中国古人的这种理念。

1977年，在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中发现了一个用于星象占卜的罗盘，此罗盘的正中央画着北斗七星。1965年考古人员在杭州发掘出一座建于公元942年的古墓。古墓的墓顶为一件石刻星象图。此星象图为圆形，上面刻有218颗星，其中央刻有北斗七星。

由于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北方夜空的星象，用于占卜的星象图自然都是以北为上方。

古人星象占卜时，离不开地图。《易经·系辞上传》记载：易学是一门探究天与地之间规则的哲学，易学家通过天文、地理观测，揭示出天与地之间深奥的关系。1公元前1世纪历史学家司马迁是汉朝宫廷中的一位占星家，他在《史记》中写道：仰面观测星象，低头研读体现上天规律的地图；天空中有日月，与其相对应大地分为阴阳两性；天空中有金、木、水、火、土五星，与其相对应大地分为金、木、水、火、土五行；天空中有星宿，大地上设置有国度；大地的阴阳两性来源于天象，治理国家的法度也是源于天象。2可见，司马迁在做占卜时，抬头观星象，低头查地图。公元3世纪西晋文学家左太冲在叙述星象占卜方法时说：占星需用两种相互对应的图，一种是天文图，另一种图则是地图。1《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用《春秋内事》中的记载：古人一边观测天文一边查看地理，通过天文、地理观察绘制八卦图，并以此推测出时光、季节和福祸。2在一些流传至今的古代风水占卜书籍中，我们可以看到书中同时绘有星象图和地形图，且星象图在上，地形图在下。例如，公元4世纪晋朝人郭景纯编撰的《水龙经》为一部与风水、占卜相关的著作，此书收录了一些由星象图和地形图组合而成的占卜图，在这些占卜图中星象图居上方、地形图在下方。

古籍记载和出土文物均告诉我们，古代占星家占卜时面向北方，占星用的星象图也是以北为上方。正因如此，用于占卜的地图方位也自然是以北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