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地图有的以北为上，有的以南（或东）为上。一些学者据此断言：中国古代地图的方位趋于多元化，并无一定之规。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地图的方位依据地图的摆放方式。例如，清朝学者俞正燮认为：凡是悬挂的地图都以北为上，凡是放在桌上查看的地图是以南为上。3这种论断明显有失偏颇。

纵观中国古代地图史，实用性古地图的方位确实没有一定之规。但是，源于华夏风俗和信仰的古地图却具有统一的方位规范。这就是以北为上。这种规范萌芽于远古，在魏晋时期形成了明确的绘图准则。

秦汉之前用于社祭或者占卜的地图早已失传，我们无法看到它们的原貌。然而，从战国时期的一部著作中，我们可以揣摩出秦汉之前这种地图的模样。这部著作就是《尚书》中收录的《禹贡》。

史学界认为，《禹贡》是战国时期无名氏假托大禹之名撰写的著作。虽然并非出于大禹之手，史学界仍给予《禹贡》很高的评价，认为此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专著。《禹贡》言简意赅，全书只有一千一百九十三个字。此书文字虽少，却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地理信息，其中包括古人研究地理的缘由，以及地图的方向格局。

《禹贡》二字说明，此著作是大禹奉献的一件贡品。《禹贡》序言写道：“任土作贡。”这表明，大禹奉献贡品的对象是土地神。《禹贡》正文在描述各地物产时多次使用“贡”和“赋”两字，如“厥贡盐絺”，“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等等。1“贡”、“赋”两字说明，《禹贡》是奉献给土地神的贡品。《禹贡》最后一句“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中的“锡”字指锡杖，即古代的一种法器；“玄圭”指古代帝王在社祭礼仪中使用的一种黑色玉器，它是土地神的象征。2此句的含义是：大禹手持锡杖向土地神行礼，向其报告大功告成。从《禹贡》的书名、序、用词和结束语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此书是一件用于祭地的贡品。

《禹贡》虽无附图，可是其文词却揭示出，撰写此书时《禹贡》的作者头脑里有一幅清晰的地图。此图不仅将中华大地划分为“九州”，还绘有山川江河、动物植物、风土人情、田野道路。《禹贡》在描述九州时，按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的顺序，由北至南排列；在描绘江河湖泊时，按从上到下的流水方向。这些顺序表明，《禹贡》作者脑中的地图方位必定是上北、下南。

《禹贡》被史学界视为中国地理学的开篇之作，它对中国地理学、地图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地图以北为上的方位格局。《禹贡》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究其原由，主要归功于一位中国古代地理学家的贡献。这位地理学家就是魏晋时期的著名学者——裴秀。

裴秀，出生于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公元265年，司马炎废黜魏元帝曹奂，自立为帝，国号称“晋”。司马炎称帝后，裴秀受到重用。公元268年，裴秀晋升为司空（朝廷最高官员之一），统管全国户籍、土地、赋税和地图等政务。由于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他掌握了很多地理信息，并有机会查看不同时期的地图。

裴秀在研究《禹贡》之后认为，此书年代久远，书中原载的山川、地名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此，裴秀在详细考证《禹贡》和古代疆域沿革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行政划分，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禹贡地域图》是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的历史地图集。此地图集记载了上自《禹贡》成书之年、下至西晋时期的城市变迁。地图集中绘有山川、平原、河流、湖泊、海洋等自然地理要素。

裴秀对中国地图学的贡献不仅仅是《禹贡地域图》，还包括他创立的“制图六体”理论。所谓“制图六体”是指，绘制地图时应遵守六项原则，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和“迂直”。其中，“准望”与地图的方位有关。成书于648年的《晋书》记载，裴秀认为前人绘制的地图“不考正准望”，由于没有“准望”，这些地图虽然某些部分画得准确，但其他部分必定会出现差错。1为此裴秀提出，“准望”是确定地图方位的前提。

自清以降，诸辈史学家一致认为，“准望”与地图方位有关。清初著名学者胡渭在《禹贡锥指·禹贡图后识》中解释说：“准望”的含义是指端正地图的方位。3但是，对“准望”的具体含义，史学界历来存有不同的理解。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廷认为“准望”是计里画方，他在《广阳杂记》中评论说：晋朝裴秀为地图学创立了“准望”的原则，可惜裴秀的理论早已失传，元朝朱思本用横、纵线条绘制地图，图中每一个方格的间距为五十里，这种方法是裴秀“准望”的遗风。有些史学家推测，“准望”是利用地图中的一个单一的控制点来度量距离并确定方向，但此说有些牵强附会。裴秀在“制图六体”的论述中明确指出，无“高下”、“方邪”和“迂直”之校则会“失准望之正”，并且“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这些论述说明，“准望”与高低和曲线有关。利用图中的一个控制点确定方向只能使用直线，不会涉及高低，更不可能涉及曲线。

从字义上理解，“准望”是指通过观望一个准点来确定地图的方位。裴秀“准望”之说源于古人根据北极星确定方向的法则。先秦时期的手工艺专著《考工记》记载：匠人建造城邑，以水平测地平，以悬绳校直表杆；观察日影，画圆，分别识记日出与日落时的杆影。白天参究日中时的杆影，夜里考察北极星的方位，用以确定东西南北方向。从《考工记》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确定方向的方法之一是在夜间观望、考正北极星。《周髀算经》中的记载更为详细。《周髀算经》记述说：将木制标尺的尺头拴在一根绳子上，冬至日傍晚5点至7点之间，手持绳子的另一端瞄准北方一颗明亮的星星，之后再把标尺顺着垂直的绳子放在地上，该标尺顶端所指的方向为正北方。5裴秀参照先哲发明的北方定位法，确立了“准望”的法则，即通过准望北极星确定地图的方位。这一法则意味着，绘制地图必须以北作为上方。

自裴秀提出“准望”之后，唐、宋时期的地图学家纷纷效仿，如唐代的贾耽和宋代的沈括等都曾在著作中阐述，“准望”是地图绘制的规范之一。从一些宋、元时期的地图可以看出，14世纪之前，中国古代地图已经形成了以北为上的规范。18世纪初期，清朝政府曾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地理测绘。《清史稿》记载，测绘人员以北极星“定准望”，并以“北极高度”测绘地图。《清史稿》还评论说，这种测绘方法源于裴秀。

第六节　地图以北为上引发的问题

古代地图的朝向确实令我感到很奇妙。六百多年以前，无论中国、欧洲，还是伊斯兰世界，地图学家绘制地图的方位都基于各自的宗教信仰，但他们崇拜的方向却各不相同。

源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地图学在13世纪已经形成了以北为上的地图规范。当中国古代绘图师普遍遵守这一规范时，欧洲人仍然严格地遵循着以东为上的绘图原则，而伊斯兰绘图师们则以南方作为地图的上方。

从14世纪开始，欧洲人和伊斯兰人绘制世界地图的方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信仰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地图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各自沿袭千年之久的惯例，逐渐接受了以北为上的绘图原则。无论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改变与他们宗教信仰紧密相关的千年习惯，绝对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这种改变必定源于一种特殊的原因。

在欧洲和伊斯兰地图学家改变地图方位的同时，他们绘制地图的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与中国古代地图相比较，14世纪之前，欧洲人和伊斯兰人绘制的世界地图普遍缺乏现代绘图学的一些基本要素。比如，不具备严格的比例尺概念、没有采用经纬网线，等等。14世纪之前，欧洲人画的世界地图与现代派抽象画非常类似，图中只能看到基督教的精神世界，而非现实中的地理轮廓。14世纪之前，有些伊斯兰地图学家能够在南、北纵向方面分清不同气候带，但是在东、西横向方面，却是错误百出。从14世纪开始，欧洲人和伊斯兰人不约而同地纠正了前人所犯的绘图错误，特别是15世纪出现的几幅世界地图描绘出准确的大陆轮廓。

地图科学告诉我们，为了绘制准确的地图，我们不仅需要进行实地测量，而且还必须运用数学法则和投影方式将实地测量结果转换到地图上。纠正绘图错误同样必须经过实地测量和数学换算过程，否则无法辨别出前人地图中的错误。地图史学家们都知道，欧洲人从15世纪中期才开始掌握判断纬度的方法，此后两百多年间他们一直陷于判断经度的困恼之中。但是，14、15世纪的欧洲绘图师们似乎根本不需要掌握计算经度的技巧，他们似乎也不需要进行实地测量和数学运算就可以纠正前人的错误。对这些14、15世纪欧洲地图学家而言，发现前人的错误只需反掌之功，纠正东、西横向地理错误似乎也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

15世纪，欧洲和伊斯兰地图学家不约而同地改变了地图的朝向，同时他们的绘制水平也莫名其妙地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些现象绝对不会是一种巧合，其背后必然隐藏着未知的历史真相。探知真相的好奇心再次激发了我的求知欲。在探究之中，我获得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这些发现暗示出，我们教科书中的一些历史常识需要作出根本性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