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喜欢观看那些把威胁和偶像破坏混合在一起的有关浪漫和悬念的避世电影：《热情如火》（His Kind of Woman）和《火车怪客》（Strangers on a Train）。在那些日子里，我买了雷蒙德·钱德勒的《简单的谋杀艺术》（The Simple Art of Murder）的平装重印本，并且真的记住了标题文章中的硬汉调调。我也第一次看到了一部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电影的片段——我是于一个深夜，在一台飘着雪花的电视机前，正巧瞥见《恐怖的旅程》（Journey into Fear）那个怪诞不祥的开场段落（opening sequence）。

当我于很久之后发现自己竟然亲历了这个历史上的（historical）黑色电影的最后十年，那是一种多么迷人的感觉。我之所以说“历史上的”，是因为这个基本术语既可以指当代电影，又可以指一个业已消失的类型片。4时间上的区别看似重要，但同时也是简化或误导的。当代大多数与黑色电影有关的著述和电影激起对过去的追思和哀愁，而正因为被追思的对象仍存在于电视荧屏之上，这种情绪变得更加浓烈。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术语（许多老电影本身似乎可导出这个术语）来说，我们当代对黑色电影的迷恋也许需要一种“回顾性追溯”(Nachtrglichkeit)或通过想象一个原初场面来处理当下的方法。我刚才所记录的回忆也不例外；它们被发生于其后的事情所影响，同时，它们也剔除了我曾经身处其中的复杂流行文化的许多特征。

在我度过安德烈·布勒东所说的“痴迷电影的年纪”时，“黑色电影”这个术语在美国鲜有人知。但它并非完全不为人知。在最近出版的由阿兰·西尔弗（Alain Silver）和詹姆斯·乌尔西尼（James Ursini）编撰的以此为主题的选集中，有一张导演罗伯特·奥尔德里奇（Robert Aldrich）摄于1956年的照片，照片中的他站在《攻击！》的场景中，手执一本雷蒙·博尔德（Raymond Borde）和艾蒂安·肖默东（tienne Chaumeton）的《美国黑色电影全景》（Panorama du film noir américain）。也许奥尔德里奇试图告诉我们关于他的工作的一些事情——也许他只是想让我们知道博尔德和肖默东相当欣赏他的上一部作品《死吻》（Kiss Me Deadly）。无论如何，在经典好莱坞制片厂完全重组之前，在一波革新的欧洲电影开始进入美国市场之前，在我本人听说过“黑色电影”这个术语之前，若干部经常被当今评论家称为黑色电影的影片已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一体，助成我对电影作为一门艺术的感觉。

《黑色电影》向这些以及与它们类似的电影间接致敬，并广泛而概要地讨论从1941年至今的美国黑色电影。鉴于我所要探讨的主题是如此之广，而跨越的时段又是如此之长，我不可避免地必须忽略一些重要的名字。例如，我决定把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奥逊·威尔斯这样有影响的导演放在这项研究相对较边缘的位置，我在其他地方写过他们——尽管事实上《蝴蝶梦》（Rebecca）结尾处那个燃烧着的“R”和《公民凯恩》（Citizen Kane）结尾处那个燃烧着的“Rosebud”（玫瑰花蕾）互相呼应；尽管事实上这两部电影对我们思考1940年代的好莱坞都极为重要。然而，我探讨了那些影响好莱坞的欧洲和英国电影，并大量关注法国知识分子的语境，“黑色电影”的概念正是在其中被首次清楚地表达的。我也会把一些被忽视的片子提名为黑色电影，或至少质疑它们在之前论述中的缺席，并利用一些篇幅讨论其他媒介中的黑色电影元素。

为了适当处理历史的矛盾性，我会穿梭来往于时间之中。5读者们会发现书的前几章主要讨论的是经典好莱坞，而之后的几章则越来越注重当今。即便如此，这本书却并不是严格的编年体，并且，我不期望每个人都会以线性的方式来消化此书（有点像老好莱坞的大佬）。我只能建议那些想了解我的一般假设的人直接跳到第一章，那才是真正的导论，触及了大多数主题。在第一章中，我主张黑色电影并没有本质特征，也并非一种明确的美国形式。我也希望证实J. P. 特罗特（J. P. Telotte）新近所做的一个断言的正确性，他认为，所有关于黑色电影本质的论点虽与我们假定的研究对象相关，但“与批评本身，特别是我们定义电影类型片的各种方式同等相关”。［1］当我写完第一章的草稿，并观看了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的《低俗小说》（Pulp Fiction）之后，特罗特论断的正确性就显得更加毋庸置疑了。在那部电影的开头，两个黑帮分子正在为巴黎干酪汉堡和美国干酪汉堡的不同而争执。其中一个说“皇家奶酪”（Cheese Royale）听上去比“巨无霸”（Big Mac）顺耳得多。同理，我认为正是因为“黑色电影”（film noir）听上去比那些可能被使用的美国术语顺耳，它影响了我们对某些大批量产品的看法。

就像几乎所有的批评家一样，我开始于唤起对一个事实的关注，即“黑色电影”这样一个宽泛得不同寻常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在电影本身业已产生之后被精心打造出来的。然而，我怀疑对这个术语的意义和用处的寻常质疑可能来源于对这些类型或历史概念形成过程的误解。类型建构（genre construction）的逻辑并非我的首要关注，但稍加关注仍是有益的，例如，我们可以从认知科学家乔治·拉科夫（George Lakoff）的《女人、火与危险物》（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1987）中学到点什么，这本书的名字听上去像是一部黑色电影（饶有趣味的是，《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的1932年改编版叫做《危险女人》［Dangerous Female］，而比利·怀尔德与雷蒙德·钱德勒改编的《双重赔偿》曾暂定名为《纵火的金发美女》［Incendiary Blonde］）。拉科夫是亚里士多德的有力批评者，亚里士多德认为种类是由一系列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组成的——这个想法业已受到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的质疑，并被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J. R. 奥斯丁（J. R. Austin）、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理论家所抨击。几乎所有的当代语言哲学家都认为人类并不是通过把相似的事物放在一起来形成概念，而是通过使用隐喻(metaphor)、转喻(metonymy)以及随时间发展的联想形式来创造关系的网络。因此，6艺术批评中的每个重要术语都暗示了英国批评家雷蒙德·迪尔尼亚（Raymond Durgnat）在评论黑色电影时曾使用过的“家族树”（family t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