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派拉蒙1945年版的《恐惧内阁》（The Ministry of Fear）中，这种魅力和道德焦虑的混合物仍然显而易见，当然，和格林的小说相比，这部电影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有关偏执狂的“冤枉的人”惊悚片，看上去相当平滑和“希区柯克”。［4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好莱坞对“格林之原”最精彩的演绎当属华纳公司于1945年出品的《密使》(The Confidential Agent），而格林却认为这是他最差的作品（他以极快的速度写了这部小说，有一个戏仿的大团圆结局：根本不配的男女主角坐船去与法西斯作战）。在电影中，查尔斯·鲍育（Charles Boyer）饰演一个前音乐会钢琴家，他为了西班牙共和国的秘密任务而来到1930年代的英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快要结束，所以制作一部反对佛朗哥的电影已经十分安全）。鲍育的搭档是在《取舍之间》（To Have and Have Not）中崭露头角的劳伦·巴考尔（Lauren Bacall），她饰演一个英国工业家的酗酒女儿。她在电影中说道：“不要弄得跟情节剧似的，我可受不了情节剧。” 鲍育耸耸肩，说道：“有时候事情就按照那个路子发生了。”而事实上，电影有时让鲍育的态度显得貌似可信。场景是单调的，主角那些虚伪的同盟并不比他的敌人更值得信任，而所有的演员看上去都像真的受到压迫一样。乔治·库洛里斯（George Coulouris）装着一个假手，看上去十足是个莫斯利Oswald Mosley：英国法西斯联合阵营的创建者。——译注风格的仇外者。格林欣赏鲍育“能使忧虑像习惯一样停留在额头”(转引自Sherry，2:16)的能力，而在电影中，鲍育被反复地置于施虐受虐式的羞辱之下——其中一个场景就是他被一个暴徒在车灯的照耀下暴打，而库洛里斯和巴考尔则在路边观望。不过，这部电影拍得最有技术也最令人激动的一场戏则几乎是狄更斯式的：鲍育唯一的朋友，一个穿着破烂却长得性感的女仆（旺达·亨德里克斯［Wanda Hendrix］），被两个面目怪异的反角（卡蒂娜·帕克西诺［Katina Paxinou］和彼得·洛尔）推下窗户。当鲍育知道这桩罪行后，他拿起枪企图报复。他宣称：“我被打过，也被劫过。但那个姑娘被谋杀了！有人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75战后，当格林已在英国电影工业中取得电影作者的地位，并拥有了对最终产品的一定的发言权之后，所有这一切都变了。1947年版的《布莱顿硬糖》由博尔廷兄弟（Boulting Brothers）制片，格林和特伦斯·拉蒂根共同担任编剧，而出来的结果则和我之前所描述的那个好莱坞版本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同时也是最接近格林战前小说和批评性文字中所表达的那些价值的一部电影。和这一时期的许多其他犯罪片一样，《布莱顿硬糖》把外景摄影和表现主义的摄影棚布景混杂在一起，而其中的服装和内景则像1930年代的法国电影或华纳黑帮片系列。其实，它也是一种历史片，个中原因主要是布莱顿人民害怕格林的阴郁故事会破坏本城的旅游业。为了安抚布莱顿城的官员，制作者们让人物穿上了战前的服装，并“讨好”地解释道，现在的布莱顿已经成为一个既安全又美丽的游乐场了。这是这个版本的《布莱顿硬糖》的一大败笔——当然，约翰·博尔廷失控的导演技巧和埃尔米奥娜·巴德利(Hermione Baddeley）对艾达·阿诺德的生硬演绎都是其中的败笔。因为剧本的直接来源是特伦斯·拉蒂根的剧场版，所以它无法达到格林小说或《堕落的偶像》（The Fallen Idol，1948）中那种主观视角的心理强度（subjective intensity），后一部作品紧接着《布莱顿硬糖》，是格林与卡罗尔·里德的合作产物，一个黑色的、亨利·詹姆斯式的谋杀故事。但是，在这个版本的《布莱顿硬糖》中，理查德·阿滕伯勒（Richard Attenborough）对平基·布朗的演绎则相当出色——在他的演绎下，这个人物变成了令人不安的雌雄同体式的角色，有时是拿破仑式的狂妄自大，有时却如婴儿一般脆弱。而它对格林版的荒原的描绘也相当准确：阳光灿烂却又俗气的布莱顿海滩和夜晚码头的恐怖意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而高级现代旅店中的白色内室则与平基的黑社会贫民窟形成了巨大反差，在那里，揪人心肺的婴儿哭声不时从窗外传来。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格林旨在表现悖谬的宗教象征主义的犯罪小说中，《布莱顿硬糖》是唯一一部被改编成电影的。于是，它便具有在同时期惊悚片中最令人不安的结尾之一。

最后一场戏开始于黑暗中布莱顿码头——平基已经在那里死去——的滂沱大雨，随即叠化(dissolve)到一个收容“荡女”(wayward women)的天主教之家的明亮房间。在一个修女陪伴下，罗斯坐在床边，穿着破旧的上衣，手中捧着一个便携式留声机，她哭喊道：“我应该和他一起死！我不需要任何赦免！”画面切到了这个涂着唇膏的修女的特写，她相当伪善地说着“令人畏惧而奇异的神恩”，并说如果平基还能去爱别人的话，那他还有得到拯救的机会。“让我给你看看！”罗斯说道，76并打开了她那宝贝唱片。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正在录音的平基，他残忍地说道：“你想让我说的就是我爱你。你这个小贱货！为什么你不能在我眼前永远消失，让我一个人好好待着？”他想到这个录音可能在罗斯死的时候被当做证据来指控他，于是他就想把它毁了，但并没有成功。于是，我们又再一次听到了他的话：“你想让我说的就是我爱你。”突然，录音卡住了，不断重复地播放着：“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就在录音不断地重复着的时候，罗斯带着微笑走向了开启的窗边，消失在画格之外，而摄影机则继续向前推到墙上的一个十字架，表达了一个基督受难的寓意。

格林之后谈及这个结尾时，仿佛这是对大众趣味的妥协：“那些要大团圆结局的人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团圆结局。”（转引自Shelden，345）但是，就算我们假设这段录音会永远地被卡在那里，所达到的效果也永远不可能以大团圆来形容。这个新版本只是让我们离《黑暗之心》结尾的那种反讽更近了一步，在那个结尾中，女人被告知一个谎言，从而得以避免可怕真相的伤害。也许正因如此，《布莱顿硬糖》的票房并不成功——特别是在美国，在那里，它被更名为《少年疤面人》（Young Scarface），并被当做一部黑帮片。在那个年代，审查制度还没有解禁，而艺术电影也尚未拥有广泛的发行网络，于是，它只能被视为一个不时兴的类型片和值得尊重的文学改编的混合体。《综艺》说《布莱顿硬糖》生不逢时，刚刚卡在好莱坞对黑帮电影频频“皱眉”的时候，而它也很可能会“碰到美国制片法典执行局的严厉反对”。更糟的是，人物的伦敦口音会使美国观众感到不适，而它的宗教象征主义会“引起天主教徒们的愤怒”。《综艺》总结道，本片的唯一卖点是它是根据格雷厄姆·格林的“畅销书”改编的（1947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