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制度的独特性及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如果它缺席，我们就不可能把握审查制度的存在——是事物总能设法通过它。

——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 Metz），《想象的能指》（The Imaginary Signifier），1982

好莱坞自身指派的审查人员总是试图保持在国家政治的派系倾轧并且可能无利可图的层面之上，声称他们的目标是超越性的道德。例如，1930年制片法典把商业电影描述为“娱乐”和“艺术”，以区别于“为教堂、学校、演讲厅、教育运动和社会改良运动而拍的电影”。［1］威尔·海斯（Will Hays）一再辩称“娱乐片是公众通过票房支付的商品。用娱乐伪装的宣传既不会是诚实的推销术，也不会是诚实的表演技巧”［2］。

海斯这番话代表了1930年代美国右翼的典型逻辑，听上去明显缺乏诚意。毕竟，制片法典本身就是明白无误的意识形态或宣传性的文件，包含的禁令不仅反对淫荡的接吻、可见的怀孕、通奸、卖淫和“变态”，还反对不同种族间的通婚。它的三条“通则”（General Principles）中的一条就是“自然或人类的法则都不得受到嘲笑，对它的冒犯也不得引起同情”(Steinberg, 461)。97在具体的条例中，它则列出专门的法规去限制对警察、神职人员、美国政府和外国官员的批评。美国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and Distributors of America，以下用其简称MPPDA）主席约瑟夫·布林和法典最初版本的起草者之一马丁·奎格利(Martin Quigley）都既是天主教徒，又是反犹分子。［3］布林是一位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有时会批准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但这种区别对待从长期来看也许无足挂齿，因为评估过程本身就倾向于加强那条保守“线”。以下是1940年代布林办公室所用标准报表的第一页［4］：

角色描述（正角/谐角；值得同情/不值得同情/无关紧要）

主角

职业：银行家

律师

医生

记者

官员： 法官

治安法官

警察

地方检察官

县治安官

宗教工作者：  天主教徒

新教徒

犹太人

种族或国籍：

杂项：

酒精出现在 夜总会 酒吧 沙龙 家庭内部 其他地点

喝酒镜头 无一些很多

怎样处理法庭戏？ 尊重戏谑

怎样处理宗教仪式？ 尊重戏谑

通奸非法性行为离婚婚姻自杀赌博

犯罪类型

杀戮次数

其他暴力

罪犯的命运

考虑到这张表格，那些经典的黑色电影能够被制作出来就显得非比寻常了。在《出租的枪》、《玻璃钥匙》和《劳拉》等片中，“值得同情”和“不值得同情”的角色之间的分界线被模糊了，罪犯经常更有吸引力，或至少更加可信；98在《上海小姐》（The Lady from Shanghai）、《特尔玛·乔丹的档案》（The File on Thelma Jordan）、《人行道的尽头》Where the Sidewalk Ends：又译《铁牛金刚》。——编注中，大多数警官、法官和地方检察官既腐败又残暴；在《洞中王牌》、《大钟》(The Big Clock）和《夜阑人未静》（While the City Sleeps）中，作为主角的记者和杂志编辑都心狠手辣并造成了死亡。所有这些电影都充斥着酒精和非法的性，而至少一部电影——瓦尔·鲁东（Val Lewton）的《第七个被害者》（The Seventh Victim）——把自杀处理成一个诗意的行为。

但是，审查员们总是要确保恶人在电影中得到惩罚，对罪恶与腐败的描绘被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在1941年3月31日发表的月度报表中，布林办公室的政策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份报告中，约瑟夫·布林向威尔·海斯通报，MPPDA刚刚审查完毕了五大门类共计一百一十部剧本：“社会问题片”（十六部，包括《上海手势》）、“犯罪/恐怖片”（四十三部，包括《马耳他之鹰》）、“歌舞片”（十四部）、“西部片”（三十二部）、“其他”（四十五部）。在这些剧本中，有五部因“非法性行为与酗酒”而无法通过审查——《马耳他之鹰》就是其中一部，根据一份写给杰克·华纳（Jack Warner）的PCA报告，这部电影需要进行以下改动：乔尔·凯罗这个人物不能被塑造为一个“同性恋类型”（pansy type）；必须去除对“斯佩德和布里吉德的非法性行为”的暗示；删减一部分喝酒镜头；“除非用于表示庄重的同情”，艾娃（Iva）和斯佩德之间不应出现身体上的接触；古特曼要少说“以上帝的名义发誓！”；“斯佩德有关地方检察官的言论必须重写，必须避免将（他们）描写成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家伙”。

相同的指控模式可以在布林办公室关于其他几部著名黑色电影的报告中看到。一份1943年11月2日对《劳拉》的评估意见坚持沃尔多·莱德克（Waldo Lydecker）这个角色必须被描绘为一个“机智而又风度翩翩的浪荡公子”，而且“绝对不能暗示（他）和劳拉之间有超越普通朋友的关系”；还有，必须低调处理表现警察暴力行为以及在劳拉公寓中喝酒的几场戏。一份1944年4月13日关于《再见，吾爱》（Farewell, My Lovely）的报告告诉制作者，“当然，马里奥特（Marriott）这个人物绝不能出现‘同性恋’倾向”；同理，格雷里（Grayle）先生不能通过自杀“逃避惩罚”，而那些枪战、酗酒和非法性行为的戏必须要么减少，要么做间接处理。

即使我们还未亲睹这些电影，这些当年的审查报告依然揭示出经典的黑色电影几乎是沉迷于性倒错。99这些电影中的反角倾向于是同性恋的唯美主义者（《马耳他之鹰》、《劳拉》和《幻影女郎》［Phantom Lady］）或同性恋的纳粹虐待狂（《血溅虎头门》），他们威胁了民主的价值观，并在某种程度上威胁了无产阶级的男子气。显然，布林办公室的审查员们对这些人物尤其关注，不亚于对异性恋激情的现实主义再现的关注。乔·布林如此评论道：“当人们说起现实主义时，通常他们其实是在谈论污秽的东西(filth)。”(转引自Leff and Simmons, 145)为了获得布林对爱情戏的批准，导演们学会了省略的艺术。在《双重赔偿》中，菲莉斯来到沃尔特的公寓，第一次吻了他，而他却马上点上了一支香烟，调了两杯加冰的威士忌，便开始筹划谋杀了——从当代的标准来看，这个行为几乎是引人发笑的，缺少詹姆斯·M. 凯恩小说中那种色欲的急迫感。虽然如此，电影还是设法暗示沃尔特和菲莉斯上了床。在一个段落中，她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轻轻地哭泣，就像雨点落在窗上。摄影机往后退，叠化到保险公司的办公室，沃尔特在给录音电话留言，向基斯讲述着自己的犯罪动机（这些动机与其说是与性有关，不如说与通过欺诈保险公司捞取一大笔钱有关）。过了一会，另一个叠化把我们带回到公寓：时间流逝，沃尔特和菲莉斯各踞沙发的一头；他斜躺着抽烟，而她则在补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