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拉蒙淡化了这个动作，并在其他地方删掉了几处对指节铜环和棍棒的使用。在布林办公室的要求下，电影剪去了一场约翰尼故意剐蹭县治安官的车的戏，并去掉了一句PCA认为“会引起警方普遍愤恨”的台词。这句引起反感的话是约翰尼对他童年时代的回忆：“当我小时候在芝加哥，我看到一个警察用枪打死了一只小白狗。”在完成影片中，警察变得仁慈，而约翰尼看上去是个更常见的中产阶级；事实上，艾伦·拉德的仪表如此光鲜，以至于看上去和他衣冠楚楚的对手埃迪·哈伍德（霍华德·达西尔瓦［Howard da Silva］）在经济上平起平坐。

巴兹不再作为杀手这件事更加意味深长，因为这让《蓝色大丽花》变成了那种钱德勒在其整个文学生涯中不断攻击的娱乐之作：经典的侦探故事，把所有的嫌疑人都带到一个房间内，然后戏剧性地揭露其中一人的犯罪真相。《蓝色大丽花》被改写之后的结尾也包含一个令人想起马戏团杂耍的奇观时刻：约翰尼手执火柴，让巴兹开枪点燃它。而钱德勒本想写的，如他向山多解释的，是

一个人在巨大、正统的愤怒的压力下，杀了（处置这个词更准确）他哥们的妻子，然后昏迷过去并忘记了所有这一切；他竭尽全力、全心全意地想把他的哥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然后，一系列的环境使他恢复了部分记忆；但这个可怜的人只能让他人明白这个凶手是谁，却无法记起其实那个人就是他自己。(转引自Chandler，Blue Dahlia，132—133)

113当钱德勒最终被迫放弃这个构思时，布林办公室，和海军一样，感到心满意足。好莱坞的电影应该避免暧昧，并提供一份干净的赏罚单。于是，在1945年5月的报告中，PCA审批通过了《蓝色大丽花》的最终剧本，说它是一部没有特定社会意义的“谋杀推理片”，并指出那个（平民的）杀手被警方逮捕并击毙。评论者也注意到：“我们感到乔伊丝和约翰尼有一天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最终的电影毕竟是部高于平均水准的惊悚片，是带有钱德勒独特印记的美国语言，原初主题的残余气息提升了它。即使约翰尼和巴兹不是谋杀犯，战争也已把他们变成潜在的杀手，而洛杉矶的生活让他们迷失方向、愤怒和偏执。当真正的凶手在电影的结尾被揪出来时，他到底是谁看上去似乎不再重要了。仿佛是为了补偿布林办公室和海军对他的剧本所做的一切，钱德勒让本片中最无力的人之一承担凶手的责任——“老爹”纽厄尔（Newell），一个在豪华的卡文迪什宫庭酒店（Cavendish Court Hotel）中驻场的老侦探。在他死之前，他表达了他的阶级仇恨，而这段告别演说给了被低估的性格演员威尔·赖特（Will Wright）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也许我会厌倦被警察们——和酒店经理们——以及住在邦戈罗的女士们摆布。也许，我总有那么一次能算回事——即使最终死在一块木板上！”

在电影的最后一场戏中，侦探长亨德森（Henderson，汤姆·鲍尔斯［Tom Powers］）似乎对纽厄尔感到焦虑。“我想我正在变得沮丧，”他说，“我感到有点对不起这个老家伙。”同样，钱德勒使我们同情另一个公开的反角：埃迪·哈伍德，因为有案底，他得以在战争期间待在家里享受金钱和女人。哈伍德说：“我并不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全片中看上去像是身陷囹圄、郁郁寡欢。马修·J. 布鲁克利（Matthew J. Bruccoli）说他是个“优雅的准勒索犯”，破碎的婚姻让他受负罪感之困，并时刻意识到约翰尼在“道德上的优越性”（Chandler，132）。他那阴险的同伙利奥提醒他这种态度的危险性：“不要搞得太复杂，埃迪。”

和利奥很像，好莱坞试图让钱德勒别搞得太复杂。但《蓝色大丽花》可不是那种罪犯们接受简单正义的制裁，社会恢复正常秩序的电影。钱德勒总是写有关腐败或被W. H. 奥登（W. H. Auden）称为“伟大的错误之地”the Great Wrong Place：即洛杉矶。——编注的作品。虽然有明星制、布林办公室和美国海军的种种钳制，114本片对这一主题的保留足以使个体罪行的问题看上去不再重要，并提示了钱德勒对这个已经变质的世界的消遣、愤怒和罗曼蒂克式的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