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建修，男，1983年生，内蒙古牙克石人。原名洪健修，“修”从辈分，“健”取健康之意；登记户口簿时漏写了单立人，遂成“建修”，常因此被误认为搞建筑的。东北林业大学全日制本科毕业，通信工程专业，本科四年级曾在哈尔滨新东方软件班学习。2006年7月毕业后来到北京，现供职于一家软件测试公司。

大学毕业快三年了，洪建修攒了六万块钱。他独自住在北京西北角一个偏僻的村子里，每天朝八晚六的上下班。没有女朋友，家中父母还不需要照料。存钱做什么？

买房。

可区区六万块，顶多买个北京的卫生间——能买着也行啊，人家还不单卖。父母说，给你拿首付，你买房吧！

他眼一瞪：“首付？你当这是咱家？”家里十几万，足够买个房子。北京城要想买个房子，光首付就要几十万。

就算凑上了首付吧，房贷每月要两三千。洪建修付不起。

等有了女朋友，肯定不住这三百五一个月的村屋，可是往哪里搬呢？还不知道。

总得要涨了工资再搬。可是看起来不跳槽就很难涨工资，往哪里跳呢？也不知道。

想出去玩，但有时间没钱；想学英语，但基础实在差。看看书上上网打打游戏，这日子也就过去了。

上班，工作没面子；生活，平时吃泡面；做梦，可总是记不住。苦是有些，可，暂时过得还好。

那就先这样过吧。

1. 又干又热的北京城

2006年7月，23岁的洪建修正式告别大学生活，坐火车进京找工作。

背个大书包，揣一张余额1200元的银行卡，同几个朋友一块儿，坐了9个小时硬座，洪建修到了北京站。

他觉得这里又干又热。喧闹的人群更让烦躁升级。

“我都受不了了！”内蒙古人，东北林业大学毕业生洪建修说。他熟悉的地方，没有这么多人，也绝不会这么热。

这里是北京。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到京时已是深夜，朋友的朋友到车站接人，把他们领到知春路去找临时住处。

他们找到一间地下室，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别无他物。过道很窄，一个人走也要侧身。这个房间一宿40块。“真黑啊”，两年半以后，洪建修还记忆犹新。

没法不“犹新”。那个晚上，他一宿都没睡。可能火车上吃得不对劲，他整晚都在拉肚子，不停地往公共厕所跑，耳边还不时有蚊子嗡嗡地叫唤——脑袋都大了。

这是洪建修的北京第一夜，在繁华的北京城地下，他和一个男人挤在一张双人床上等待天明。

不过，地下室也有一样好处——“凉快”。

2. 初到唐家岭——“北京也有这样的地方！”

那位朋友的朋友已经替他租好了房。房子就在唐家岭。

一宿没怎么睡的洪建修，在人群中疲惫地挤来挤去。他一大早被领上城铁，往北坐了两站，在西二旗下车换乘公交，到目的地时，已是中午。

到站下车，他清醒了：“那哪里是北京啊，真是脏乱差！”

他看到狭小的街道上，车辆来回穿梭，裹起一团团的尘土，笼罩着一旁各种各样的小店，有的店招牌已经挂了很久，来一阵风便摇摇欲坠。租房的小广告贴满了电线杆和目力所及的墙壁；抬起头，还是大大的广告牌，写着“招租”二字。没走几步路，不知从哪儿飘来的一个白色塑料袋缠在了脚底。

跟着别人在蜿蜒的小巷子里绕了五分钟，来到他未来的屋子里，洪建修一下就愣住了——房里只有一张硬板床。空荡荡的屋子里，什么别的摆设都没有。这样的一间房，二百八十块一个月，他和一个同来北京的朋友合住。

洪建修买了一床薄被子，拿了随身带着的几本计算机专业书当枕头，就在这硬板床上，睡了一个月。

屋里没有卫生间，他每天都不得不去一个公共厕所——“熏死人不偿命”，洪建修说，在里面待五分钟再出来呼吸新鲜空气，就知道什么叫做幸福。“没想到北京，也有这么垃圾的地方。”

北京的夏天热，他怕热。三十多度的气温，他花四十块买了个电风扇，“呼呼呼”吹出的都是热风。怕走电字，他给电扇定了时，每晚只开一小时。

可洗澡是个难题。楼里没法洗，外面的浴室又远又贵——要四块钱一次。他平时就随便拿凉水冲冲，直到房东在卫生间弄了个公共浴室，才能“凑合着洗洗”。洪建修每天都要洗澡，怕出汗，洗完了就躺在床上不动，可还是热得睡不着觉。

最可气的是他的同屋，每天倒头就睡，还爱打呼噜。烦啊，洪建修“直想踹他”。

可哪能真踹，白天还要和他一起出去找工作。

3. 投了四百份简历，他找到了工作

大四辛苦一年，他在哈尔滨没找到下家；老爹老妈没本事，也没法帮他安排。眼见同寝的七个哥们，六个靠家里帮忙找到了工作。洪建修一咬牙，“进京赶考”！

七月的北京，到处都是招聘会。洪建修每天七点多起床，简单吃些油条包子，跟朋友一块出门。九点左右到会场，走走看看投简历，买两个煎饼果子当午饭，下午再回唐家岭。回到屋里只想上床睡觉，一睁眼又是大同小异的新一天。

同来北京的哥们，最快的一个三天就找到了工作，请他们在唐家岭相当体面的一家餐馆“庆祝”。四个人围坐一桌，一人一瓶燕京啤酒。

洪建修想，这是个好的开始。

可渐渐地，大家都找到工作了，只剩下他。

远在内蒙古的家人，也让洪建修很烦，爸总是说，找不着就回去吧。洪建修每次都是嘴上答应，“家是个小城镇，回去干啥呢”？再说，回去的话就错过了最好的时间，那时北京的招聘机会最多。

“如果我没坚持住，回去了，现在你还能在北京看见我吗？在家里待着，时间长了，心气会变，学的东西也就忘了。”他说。

每天从招聘会回来，洪建修还要去网吧，找招聘信息，投简历。那个网吧离住处两分钟，里面烟雾缭绕，还混杂着分辨不出来源的汗臭味。

整整一个月，洪建修至少投了四百份简历，全都石沉大海。

他一心想找软件研发方面的工作，但最后，一个做软件测试的公司挑中了他。过程出奇地顺利——周四投简历，周五面试，周一体检，周二就去上班了。

面试过后，洪建修觉得“可能黄了”，因为面试官与他的对话是这样的——“带毕业证了？”“没带。”“带学生证了？”“没带。”“那来干吗？”“找工作啊。”

但紧接着，洪建修收到了体检通知。

工资两千块，比他期望的还多五百。他很高兴。“很多高中同学，刚上班的时候工资只有一千二、一千五。”

不过他也没忘记，大学里那些学采矿专业的同学，大四时每天在床上躺着，都有人找他们签约。他们还都特拽，不去。

4. 搬家，再搬家——反正“都是豆腐渣”

找到了工作，洪建修决定搬家。他找了一个单间，带独立的卫生间，三百五一个月。两年后，他又搬到了更偏远的土井村。

他早就想从唐家岭搬走，原来的房子太破了！那里又小又贵灰又大，冬天冷，夏天潮。上班挤不上车，还堵得要死。

土井村是982路公交车的终点站，洪建修工作单位在软件园广场，982路直达，即便在早高峰，二十分钟也足够了。

房子是同事介绍的，同样是每月三百五的房租，条件好多了。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子，自带一个小间，夏天很凉快，洪建修准备到时就搬到里面睡。

屋内很空，电脑桌占据了一个小角落。台式电脑是2008年新买的，配了24寸的液晶显示屏，专门用来看电影。他今年还新买了手机和手表，原来的手机用了三年零八个月，电池不好使，按键也不灵光了；手表戴了很久，指针已经转不动了。

这三样东西，一共花了八千元，是洪建修在北京两年多来最大的花销。他平时很少买衣服。现在身上穿的白色条纹衬衫，还是人家搞活动送的。

正对着电脑桌的另一个角落，是一个一米多高的橱柜。隔层里放了些东西，最显眼的是一个落满灰尘的白色塑料袋，里面装着书。“全是以前学软件研发时候的书，很久都没翻过了，全是灰，还是别碰了。”他说。

橱柜的旁边，是乳白色的暖气片。上面画着一幅夏日风情图——绿色的荷叶，粉色的荷花半开未开，浮在水面上。可用手一摸，却冰凉——原来屋里并没有供暖。难怪在屋里人会不时地发抖。正常来讲，这时应该有暖气，但房东说：“天气暖和就不开啦。”

靠窗口有一张双人床。白色的床单和被套，都是大学时用的，一直用到现在。

墙上有几道裂缝。无论是土井村，还是唐家岭，都在不停地拆房子，盖房子。两层拆了盖四层。“成本用不了一年就能收回来，全是豆腐渣工程，”洪建修说，“盖房子用的都是旧砖块，水泥也很差，和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洪建修还会搬家。周围的人都是这样，谁也不知道明天住在旁边的是什么人，当然也不确定明天一早自己会在同样的地方醒来。

洪建修的工作却出奇地稳定。他一直没换过工作。

5. 三十岁的时候，我在做什么？

洪建修加过一次薪，每月多了一千块。可是就只涨了这一次。

他一直都很节省，从不乱花钱，除了每月吃饭、抽烟、房租、水、电、上网费，加起来还不到一千五，六万块就是这么攒起来的。

可原来的同学不停地跳槽，工资涨了好多。洪建修“天天都想跳槽”，但是同类公司待遇都差不多，除非到外企。外企对英语要求很高，偏偏洪建修是学俄语的。现在俄语都忘光了，英语还没学会。

“我们是被国家毁灭的一代。”他说。

他最大的担心就是钱。觉得俗吗？社会就这么现实。他有个学土木工程的同学，过年的时候抱怨说，老板真抠，年终奖只发了一万五。洪建修不说话，心里埋怨朋友炫耀——自己的年终奖，最多的那次才五千块。

也许要换行才行。洪建修很难想象，自己到了三十岁的时候，还在做个小小的软件测试员。

现在，他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不到八点出门，八点半上班，五点半下班，六点到家。午餐在单位吃自助，有肉有菜有水果，每人一个大盘子，他每次都装得满满的：“到了晚上也不会觉得很饿。”晚上煮两包泡面，或者在外面的小餐馆里吃个盖饭。吃完饭大概七点多。

其余的时间，他就上网打游戏，要不就看看网上新闻的评论——他觉得网友都很有才。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来北京两年多，洪建修仍然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所熟悉的地方，也就是单位和他所住的村庄。

他知道坐什么车上班，坐什么车下班；知道每月什么时间房东会来收钱；知道出门走几分钟能走到吃晚饭的小吃铺——此外，还知道一点当地的社会学。

和唐家岭一样，土井村每月都会在村口收一人十元的“水费”。收费的人，都“挺横的”。住在隔壁的同事，去年年底有朋友借住。第二天一早刚好赶上收钱。那哥们不想给，双方吵起来，还动了手。后来来了两个警察，同事朋友的女朋友就说，打架警察不管啊？警察说，管啊管啊，就把不想交钱的人给带走了。据说在拘留所里住到现在。

洪建修听同事讲了此事。还好不是自己朋友，就算是也没办法，没钱没人，啥招没有，唉。“这就是社会。”他说。

这时候，洪建修的眼睛望着橱柜里的一个红色相框。照片是毕业时寝室的哥儿们帮他拍的。画面上，他张开双臂抱在一堵长长的砖墙上，转过头对着镜头，脸贴在红色的砖块上，一脸严肃。

“那时候头发跟乱草似的。”他说，脸上天真地浮起一丝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