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像童年这样的概念得以产生，成人世界一定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重要性上，而且一定要性质特别。具体地说，它一定要产生一个新的“成人”定义。在中世纪，曾经发生过各种社会变化，出现过一些重要的发明，例如机械钟，还有许多其他的重大事件，包括黑死病。但所有这些都不要求成人对“成人”这个概念本身进行修改。然而，在15世纪中叶，这样的事件的确发生了，即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本章的目的在于阐述印刷机的发明如何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符号世界，而这个符号世界却要求确立一个全新的成年的概念。就定义而言，新的成年概念不包括儿童在内。由于儿童被从成人的世界里驱逐出来，另找一个世界让他们安身就变得非常必要。这另外的世界就是人所众知的童年。

世界上至少有7个城市自称是印刷机的诞生地，每个城市都指认一个发明家。这样的争议，就其本身而言，就印证了印刷机所带来的一个最惊人的影响，即它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名声和个人成就的追求。“这并非偶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在《印刷机：变化的动因》中是这样评论的，“……印刷机是让人类卷入争夺优先权和竞争国家占有权的第一个发明。”1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她指出，因为印刷使一个人说的话和写的著作得以万世流芳，从而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和普遍的自我观念。印刷机恰似一部时间机器，很容易跟H. G. 威尔斯（H. G. Wells）的小发明一样富有影响力，让人感到好奇。 像另一部了不起的时间机器——机械钟一样，印刷机捕捉住了时间，使之为人类服务，也改造了时间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它改变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但是，路易斯·芒福德2认为，钟表消灭了“永恒”这个人类动态的度量和关注点 ，但印刷机又使“永恒”得以恢复。印刷把现在和永远连接了起来，它将个人的观点带入一个未知的王国。随着印刷机的发明，永恒的问题可以通过个人的声音获得满足，而不需要一个社会集合体。

究竟是谁发明了马镫、大弓钮扣，甚至眼镜，没人知道，因为个人成就的问题在中世纪几乎不受重视。其实，在印刷机发明之前，“作家”这个概念，用现代意义来衡量是根本不存在的。圣博纳文图拉（Saint Bonaventura）为我们详细描绘过 当时所谓的作家。他说，在13世纪，做书有四种方法：

有一种人抄写别人的作品，依样画葫芦，不作任何添加和改变，这种人仅仅被称作“抄写员”。……另一种人抄写别人的作品，添加一些别人的意见，他被称作“汇编者”。……另一种人既抄写别人的作品，也写自己的，但以别人的作品为主，添加一些自己的解释，他则被称作“评注者”。……还有一种人既写自己的作品，也写别人的，但以自己的作品为主，加别人的是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这种人，应该被称为“作家”。……3 

圣博纳文图拉所说的不仅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原创著作，而且他明确指出，他所说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把文字抄写下来的任务，正因为如此，所以个人的概念、高度个人化的写作活动，在抄写传统下是不存在的。每一个抄写者在抄写时不仅会抄错，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添加、删减、澄清、更新甚至以自己的需要对抄写的内容进行改写。就连英国大宪章这样如此珍贵的文献，虽然每年都会在英格兰各郡通读两次，但是到了1237年，它已成为争议的焦点，原因是人们无法确定几个版本中哪一个是真的。1

印刷术发明之后，“谁写了什么”这个问题就变得很重要，跟“谁干了什么”的问题也变得一样重要。后世变成了一个活的概念，哪些名字可以合法地流芳后世，是一件值得奋斗的事情。从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你可以推断，我已经接受了一个既定的传统，即我认同约翰·根斯弗莱希·谷登堡（Johann Gensfleisch Gutenberg）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尽管此类印刷术最早的记录，其实是谷登堡的搭档——约翰·富斯特（Johann Fust）和彼得·舍费尔（Peter Shoeffer）所印刷的《美因兹的诗篇》（Mainz Psalter）。但无论是谁真正享有所有权，无论是谷登堡、劳伦斯·科斯特（Laurens Coster）、尼古 拉·詹森（Nicolas Jenson），还是富斯特、舍费尔等等，2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当谷登堡宣布他已成功地制作了一本书，且“不用芦苇、尖笔或水笔，而是靠奇妙的冲压和活字之间的一致、比例和协调……”3时，他，包括其他印刷匠，并不知道他们已为社会注入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革命力量；他们的巧妙装置，也就是说，墙上的打印文字，正清楚地说明中世纪的末日来临了。虽然许多学者就这一事实提出了看法，迈伦·吉尔摩在《人道主义的世界》中的陈述非常直截了当地概括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西方文明史上的知识生活的状态带来了最巨大的变革……它的影响迟早会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部门中被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