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那些影响是如何跟童年的起源和成长发生关系，我们可以用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学说作为指导。英尼斯强调说，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2最简单地来说，每一部机器都代表着一个想法，或各种各样想法的混合物。然而，它们首先并不是那种导致发明者构想出一部机器的想法。例如，我们无法知道，当时谷登堡心里在想什么，使得他把葡萄压榨机跟图书制作联系了起来，但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断，他毫无意愿扩大个人主义，或者，就此削弱天主教会的权威。用阿瑟·凯斯特勒3的话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发明家都是梦游者。或者我们也许可以称他们为“弗兰肯斯坦”4，而把这整个过程称作“弗兰肯斯坦综合征”（Frankenstein Syndrome），即一个人为某个特定且有限的目的创造了一台机器，可一旦机器造好之后，我们却发现——有时候令人恐怖地、常常令人不舒服地、总是让我们吃惊地发现——它有自己的主张；它不仅相当能够改变我们的习惯，而且——如英尼斯试图揭示的——还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

一部机器可以为我们提供崭新的时间概念，如机械钟；或者空间和规模的概念，如望远镜；或者知识的概念，如字母；或者改善人类生物性能的可能性，如眼镜。我们可以像詹姆斯·凯里（James Carey）一样大胆地说：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的意识结构被重新塑造，以便跟传播结构相匹配；1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已经成为我们所制造的东西。

技术的后果总是不可预测的。但这些后果并非总是不可避免。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创造出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魔鬼”，当它醒来后向四周望去，发觉自己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然后又回去倒头大睡了。在18世纪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有马镫可利用，可惜当时没有天才看出它那些可能的用途。 法兰克人既有马镫，还有查理·马特尔2的天才，因而他们用马镫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方式，后来更不用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3中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在谷登堡之前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当时可能有人，或者没人有天分看出活版印刷的潜在价值，但他们肯定没有字母，即一个字母体系的书写方式。因此，他们的“魔鬼”又回去睡觉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墨西哥的原住民阿兹特克人（Aztecs）发明了轮子。后来，他们把轮子安装在儿童的玩具上，就以为它的潜在价值已经耗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今仍然是个谜。但无论如何，这又是一个技术未必一定向文化注入新思想的实例。

小林恩·怀特用另一个比喻来阐述这个观点，他说：“随着我们对技术史的了解日益增加，我们很清楚，新设备仅仅是为人类打开一扇门，它不会强迫人类走进去。接受还是拒绝一项发明，或者若是接受了，它的含义究竟能实现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它的领袖有没有想像力，同时也要看技术项目本身的性质。”1

当然，就谷登堡的印刷术而言，我们知道当时欧洲文化已是万事俱备，准备接受它的。欧洲不仅有2000年历史的字母书写系统，而且有相当丰富的手稿传统。这意味着有许多重要的文本等待印刷出版。欧洲人早就知道如何造纸，而且已经有了200年的历史。尽管在当时的社会文盲很普遍，但会读会写的抄写员还是存在的，他们能教别人读书写字。13世纪时，欧洲重振学习的风气，并重新发现了传统文化的智慧，这些都刺激了人们对书籍的需求。随后，欧洲的商业发展和探险时代的开始又刺激了对新闻、耐久的合同契约、可靠和标准的地图的需求。

那么，我们可以说，在15世纪中期，欧洲的知识状况使得印刷术成为必需。这无疑也说明了如此多的人在同一时间、不同地方研究这个问题的事实。用怀特的比喻就是，印刷机打开了一扇欧洲文化多年来一直焦急叩响的门。当这扇门终于打开时，整个欧洲文化便蜂拥而入。

要认识印刷的一些含义，并不需要天才。在印刷机发明后的50年里，共印刷了800多万本书。到了1480年，共有110个城市拥有印刷机，它们分布在6个不同的国家。然而，仅意大利一国，就有50台印刷机。到了1482年，威尼斯成了世界印刷之都，而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一个威尼斯人，很可能是当时基督教世界中最忙的印刷商。他店外的招牌显示了他用双关语的天分，也表明了他的生意状况：“若想跟阿尔杜斯说话，快，时间紧迫。”2阿尔杜斯有半数的雇员是遭流放的希腊人或难民，以至于在1515年他去世时，每一个知名的希腊作家的作品都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并印刷出版了。